2012年，金宇澄的《繁花》悄然绽放，奇异的花香迅速弥漫文坛内外。金宇澄“讲故事”的本领令人叹服，《繁花》的雅俗共赏是对小说家高超的叙事技艺的佐证。

　　金宇澄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因为《繁花》横空出世时，他已届花甲之年，如此大器晚成，也算罕见。其实，他早在1985年就发表了处女作《失去的河流》，并陆续有《迷失》《火鸟》等佳作问世。1978年，上海知青金宇澄从黑龙江病退回沪。这位“业余作者”先是度过十年工厂岁月，1988年才调入《上海文学》杂志社。此后20多年的时间，主要做着“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工作，个人发表的作品不多，直到《繁花》横空出世。

　　《繁花》出手不凡，斩获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多项大奖，奠定了作者的文坛地位。它是一个“标高”，一个观察金宇澄创作流变的“参照物”，但《繁花》很容易给人一个错觉，似乎作者的文笔天生如此成熟老道。实际上，对于写作这门“手艺”，金宇澄磨炼已久，艰辛备尝，甘苦自知，至今乐此不疲。

　　在他成长的年代，物质匮乏，金宇澄养成了自己动手制作东西的习惯。无论日常用品，还是兼具装饰性的“小玩意儿”，林林总总，一应俱全，他都力求精准、精巧、精致。这种追求精细的匠人作风使他的文字也考究到位，从细处着手，雕琢岁月的印迹，追摹记忆的“模样”，最终把小说变成一件艺术品。

　　金宇澄曾说过，“细节是细微的时代史，私人具象的生活流水账”，写作的意义就是“把曾经的细节记下来”，而且“这是没人做的事，历史学家不这么做”。于是，“记录细节”只好归由以“讲故事”为己任的小说家来做。留住鲜活的记忆殊非易事，因为一切稍纵即逝，正如金宇澄所言：“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失，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这大概就是作家不遗余力打捞记忆碎片的目的和动力。

　　遗憾的是，大家所能提供的“样本”，无论“摹本”还是“标本”，都注定是“残本”，因为很多“碎片”找不到了，同时流失的还有那部分生命的“灵光”“神韵”。唯一的补救措施只有借助“细节”延伸“想象”的触角，去织补还原一种“叙事的真实”。因此，金宇澄之看重细节，体现的不仅是小说家的职业本色，也源于“手艺人”观察和认知这个世界时，所依赖的那种朴素的直觉。

　　“细节”的重要性对于小说创作而言，是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的，它是建构小说肌体的基础材料，它塑造了小说的质地和质感，它使抽象的主题具象化，给人物的灵魂提供了栖居地，并作为最富黏合力和延展性的质料，填充了结构的骨架，使之更坚实更稳重。可以说，学会料理“细节”，是小说家的基本功。

　　“细节”的呈现与故事的“讲法”息息相关，故事的“讲法”，特别是语言的“波长”，校准了小说的“调性”，“细节”和“调性”的“般配”，决定了小说的“气质”和“风格”。金宇澄的多副笔墨，就在于“调性”和“风格”的变化，他笔下的“细节”主要取自两个场域——祖居的上海和插队的东北，大都市的市井工厂生活和北国农场的艰苦劳作，可谓天悬地隔，相距遥远。面对两者巨大的时空落差，金宇澄屡经场景闪回、身份切换的体验和历练，终于捕捉到了各自的言说方式。

　　写作《繁花》时的金宇澄意欲借助传统的力量，追求话本小说“闪耀的韵致”，“我的初衷，是做一个位置极低的说书人，‘宁繁毋略，宁下毋高’，取悦我的读者”。我不知道，作家是否全面实现了他的心愿，不过，作为读者之一，我的确享受到非同一般的阅读快感。那些弄堂风情、工房日月、阁楼风景、人间烟火衍生的声色气味，如潮汐涌动，繁花绽放，一波波、一层层，细密繁复，如火如荼，撞击耳鼓，漫过心田，令人深深沉醉。

　　作者打开了话匣子，似乎真的是“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读者身不由己被类似话本小说和评弹的调子带入了金宇澄记忆中的上海。众所周知，话本小说的言说方式久已式微，沦为边缘，此番经金宇澄大力改良，形成一种既有复古元素又有时代特征的新都市说书人的“腔调”，令人耳目一新。说到底，“说书人的叙事方式”与铺陈演绎市井故事的叙事目的是很“搭调”、很般配的，那种絮絮叨叨、琐琐碎碎、细细密密的语流，将沪上生活的“韵致”冲洗得愈加鲜艳明媚。

　　当然，其间穿插的沪外，诸如知青生活和命运的描写，是有别于《繁花》“浮世绘”式都市生活素描的。作者改变了不温不火的克制态度、不疾不徐的叙事节奏，整个叙事的调子呈现被压抑的激昂，字里行间爆闪着青春时代的火炽激情，像一块烧得通红的顽铁，被放在铁砧上锻打，被浸入冷水中淬火。作者笔下，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求生的人们，常常遭遇求生不得的绝境，或一头扎进死亡深渊，或失足跌入冥冥之途。年纪轻轻便直面生的艰难屈辱，死的无奈煎熬。金宇澄写出了创深痛巨的存在之悲，这些人物命运、故事情节是不折不扣的“青春残酷物语”，内蕴灼烧人心的力量。

　　金宇澄的小说都自配插图，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叙事，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图文之间的“互文性”效果，或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这种图文并茂的小说创作形式，表明作者有极强的“造型”能力，一个生命、一件事情、一个过程，能用文字写出来，也能用线条和色彩画出来。但图文之间不是简单变换一下呈现方式的“翻译”关系。

　　很多时候，插图更像作者标下的“着重号”，将一种物质瞬间鲜明起来的感觉和情绪、一件手工制品的加工过程等，或静态或动态地呈现、或主观或客观地感觉细节，以具象的形式突出强调出来。显然，这些插图承担了许多溢出言外的表意功能。

　　比如，作者绘制了一枚“物质匮乏年代的梦幻邮票”——一个身穿裙装的小女孩摆出“千手观音”的造型，每只手上以及裙摆的每个褶皱都布满饮料、肉食、水果等“好吃的”。这枚注明“4分”的1962年的邮票，充分展示了“蓓蒂”们的“梦想”，充满了文字无法转述的“梦幻”色彩。又如，“典型的上海老弄堂”的剖面图、“1950年代建造的工人新村”的外观和内景图，用线条为历史场景定格，两图并置，使读者即刻产生“穿越”到现场的对比效果。

　　再比如，在《洗牌年代》中，作者绘制的“记忆”系列插图——1969年自制卷烟流程，1972年榨油流程，1973年自制镰刀流程，1974年“双f孔”吉他自制流程，1975年自制粉条流程，1977年“琚碗”流程，1984年自制“席梦思”流程——作者借此再现了自己的“手艺”和一段段生命流程，极简的笔触画出了丰富的意味，“记忆”因之有了一个个坐标明确的着陆点。在金宇澄的作品中，类似的插图不在少数，它们总能使抽象的喻意凭借特定的细节形象“跳脱”出来，收到文字难以尽传的“表意”效果。

　　就这样，金宇澄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向读者证明了细节的魅力和伟力，他让我们相信：谁追上了“细节的神灵”，谁就触到了开启“真相”的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