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本是好事，何来“正名”？问得好！不过，这可能是40年前还没出生，或者即使出生，却缺乏生活体验的好心人问的。而对于我这样40年前就已30多岁、酷爱读书的人来说，对此毫无疑问。

　　我出生于读书人家。父亲1909年出生在山东临清县大丁庄，一年以后的1910年，季羡林诞生在相距十里的官庄。他们都是在贫寒中长大的。季伯父家境很穷，全靠在济南当邮差的叔父抚养。我父亲一生下来就家道中落，八岁丧父后，家境更加无法维持，幸有一位明理的大哥，认为要让全家摆脱穷困，唯一的路就是供他弟弟好好读书。于是节衣缩食，赶着毛驴，驮着年幼的弟弟去县城上学。

　　当时的临清县，武训先生曾在此办过义学，非常重视教育，规定从县里考到济南中学的，县里给官费；再从济南考到北京或天津名牌大学的，县里和省里给两份官费。这使贫寒子弟明白，唯有发愤读书才能脱贫，于是凡能就学的都视读书为生命，个个拼命读书。

　　实践证明，临清县的这项教育政策是英明的，小小一个县竟培养出十几个在高校崭露头角的佼佼者，仅大学副校长就出了六七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季羡林先生。他后来上的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又留德十年，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任系主任和教授。

　　北洋大学毕业后成为高级工程师的父亲对季羡林极为钦佩。我从小就听父亲讲：“你季伯父啊，在济南上中学时就读书顶好，现在是顶尖的学者和作家。”我是听着季伯父等读书人的故事长大的，所以自小就把这些大学者当作心中的标杆，爱书如命。我中学上了北京文科最好的北京二中，受到散文家韩少华老师青睐，给喂了不少“小灶”，当了六年班长。上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也算拔了尖儿，不仅自己努力读书，还担任学习班长积极帮助别的同学读书。

　　这本来是很好的事情，谁知在师大中文系却是“逆风而行”。当时，“读书无用论”等舆论甚嚣尘上。有同学感叹说：“读什么书啊！”又指着正在扫厕所的李长之先生说：“这都是读书写书的结果。”我起初也很困惑，到1968年如梦方醒，拒绝一切活动，坚决走自己的路，读自己的书。

　　我先是苦读上大学时父亲给买的1959年版《鲁迅全集》。细读两遍后，感到如果真正理解鲁迅，必须扩大阅读面，仅局限在鲁迅的书里是不行的，于是就通过关系借阅了《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世界文学名著通读。我还从北京二中老同学刘延风父亲刘涌同志处借阅了《资治通鉴》前三卷。读过之后，收获甚大。但觉得文史之外，必须再读哲学，才能使自己的思维进入深层次。

　　1971年9月，我在首都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借的第一套书，就是张世英先生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那套书包着棕黄色的牛皮纸，一共四册，已经很旧。当然，这种深奥的哲学书，我是读不懂的，就结合列宁的《哲学笔记》“硬”读，写了近千张卡片。

　　读文史哲书籍的同时，我还在北京二中英语老师陆庭栋先生给打的良好基础上，自修英文，到了可以捧着词典看英文原著的程度。感到脑力有余，我又买了《日汉大辞典》，准备自修日文。

　　这段时间是我一生成长的关键时期，不然的话，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可惜好景不长，我被发配到河北一所村办小学教书。陪伴我的还是《鲁迅全集》。为了不把英文忘掉，还带了杨宪益、戴乃迭译成英文的《鲁迅小说选》。日文只好放弃。

　　当年的辛苦，我至今难忘。早晨一起床，就去野地拾粪，到农田施肥；白天上课，主要内容是没完没了地读报纸；晚上则是冗长无聊的会议，常常十一二点才结束。好不容易开完会，回到房间，时间可以归自己支配了，三个老师挤在一间又脏又破的小屋子里，别人要睡觉，我想“开夜车”都没有地方。我只好在床前支一块木板，从被窝里探出身来，点上用糨糊瓶自制的一盏油灯，读《鲁迅全集》和英文书籍。

　　在这种情况下读书，印象非常深刻，再加上我的记忆力很强，把《鲁迅全集》特别是杂文部分，读得烂熟。只要说出一句鲁迅的重要的话，很快就能指出在《鲁迅全集》第几卷，甚至第几页、第几行。

　　终于，我等来了春天。改革开放后，读书受到了极大重视，我这个酷爱读书的人才算与读书风气一起被“正名”了，被著名鲁迅研究家林非先生看中，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

　　40年来，我做出了《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鲁迅学通史》《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等比较重大的成果，并根据英文原著翻译了鲁迅一再希望全文译出的《中国人气质》。现在，我又在进行《中国鲁迅学百年史（1919—2019）》的“大工程”。

　　国家要发展，必须尊重知识、尊重读书人。这是这40年带给我的深切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