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学术界有传承已久的文本细读观念。依照中国学术的传统，文本细读的前提，首先需要校订异同、是正文字，获取较为可靠的文本。同时，只有立足于可靠文本的细读，才能准确地感知经典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思想意识等信息。所以，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提出：“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
若要准确无误地看待经典、阅读经典，就须文献整理、文本细读与理论思索三管齐下。这正是刘跃进在《有关唐前文献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中，对从事经典整理与研究的基本途径所进行的归纳。在他主持编纂的《文选旧注辑存》（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辑存》）中，充分体现出这种经典整理与研究方法的切实可行与行之有效，为传统经典的重新整理与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的思路。
《辑存》最为直接的贡献，在于对文选旧注的整理。所谓“旧注”，包括李善所引旧注、李善独注、五臣注、《文选集注》所引各家注释、佚名古注及相关史书、文集古注等。在这些旧注版本的选择上，编者力求精善而全面，如正文及李善注选取淳熙八年尤袤刻本为底本，而参以敦煌本、北宋本《文选注》、黄善夫刻本及百衲本史书等。在此基础上，《辑存》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对旧注进行了异文比对，并加以精辟的案语，为从事《文选》的学者了解诸本异同优劣、版本系统的演变、前人时贤考订的正误等诸方面，提供了直观清晰的阐释。一编在手，省却了翻检查找诸本之累，用力少而易为功。授人以渔，莫过于此。
对于文献整理者而言，更有启示意义的是，《辑存》取古代图书法帖等文本作为参照，用以校勘《文选》正文。虽然中国古代素有“左图右史”的传统，书法也多是历代官方用以取士的标准之一，且中国古代文人多能兼通诗文书画，许多诗文往往不见载于本人文集却可见诸书画题跋、印章边款、器物铭文等，但是当下的整理与研究对此往往观照不多。《辑存》取易于被忽视的书画石刻等相关资料用以校订文字，启发我们在从事古代经典的整理工作时，应对与之相关的不同学科、不同载体的文献流传情况进行全面考察。
举例来说，《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所收录的文学家有丁敬、黄易、陈鸿寿等人，他们在诗文之外又以书画印著称。其印章中的边款，除了记述与篆刻相关的文字外，还有不少诗文材料，或可补本人文集的不足，或可用以校订集中文字。研究这些人的文学作品，除文集与书画题跋等材料之外，还应关注他们的印章边款文字。从这个角度而言，《辑存》在古代经典文献整理方面所作的这种实践，提倡风气的意义非比寻常。
文本细读，于中国传统经典文献而言，应该如何读，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编者在《辑存》的代序《关于〈文选〉旧注的整理问题》一文中，总结了前辈学者的几种方法。如文中借用陈垣的话，谈到自己对于文本细读的一些认识：“读书不统观首尾，不可妄下批评。”“读史不知人论世，不能妄相比较。”“读书不点句分段，则上下文易混。”“读书不细心寻绎，则甲乙事易淆。”“引书不论朝代，则因果每倒置。”“引书不注卷数，则证据嫌浮泛。”
虽然《辑存》的工作重点，在于对旧注的整理，但是编者并未因此忽略文本细读。陈垣等前贤所提出的文本细读方法，在本书中均有呈现。作为传统的文本分析手段，章句学是汉代之显学。王充《论衡》云：“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虽然汉儒终因章句之学走入歧途、太过繁琐而被后世学者诟病，但是离章析句并非于学术研究无益，不应遭到学者轻视。
如《文选》所收《两都赋》一文，虽然班固在《序》中指出作赋的目的是要“极众人之所眩矅，折以今之法度”，并在《东都赋》中言明“今之法度”即“建武之治、永平之事”，即汉光武帝以来至汉明帝两朝的“法度”，但是仍有一些观点割裂《东都赋》部分内容，认为是对汉明帝之子汉章帝的事件的描写。这就是不明文本结构或未作章句分析所致。
与之相反，本书编者在《两都赋》部分先于按语引赵翼说“特作后赋，折以法度。前赋兼戒后王勿效西京末造之侈”，又引《崇古文诀》卷五“两赋大抵前篇极其铺张，后篇从而收敛”，还列有王观国的“《两都赋》首尾一贯，一赋”说以存异同，于章句可谓“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在书中，编者引朱熹《朱子语类》中的话，指出在熟读之外，还当精思：“读书之法，读一遍了，又思量一遍，思量一遍，又读一遍。读诵者，所以助其思量，常教此心在上面流转。若只是口里读，心里不思量，看如何也记不仔细。”
虽然名为“辑存”，但是本书时时透出编者对于经典文本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意识等信息的理论思考。除去序文中的集中体现外，这种理论思考往往是要言不烦的一段按语，既包括《文选》版本间的异同优劣、不同版本的流传演变，还有对前人关于文本背后的历史考察的分析梳理。
这些按语，均已透露出编者发微索隐的意识。如贾谊的《吊屈原文》，编者在序文下以按语的形式，分析了《文选》将原本是赋的本篇列入文类的原因；辨明了序文与《史记》《汉书》在版本上的异同；对本文贾谊自伤邓通等人所诉的观点与为周勃、灌婴等人所谮之说的争论进行了简单的学术梳理，列举了应劭（李善注引）、王充、王先谦、王应麟、王世贞、梁章钜等人的说法，指出邓通未必不在谗毁贾谊的诸人之列；将序文的作者认定为史家而非贾谊本人。仅仅70余字的序文，编者却从文体分类、版本来源、创作背景、序文作者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文本背后的思考。由此可见，虽然编者在书中也引朱熹语“不要钻研立说，但要反复体验”，“埋头苦读，不要求效”，但是编者的本意并非不欲读者寻求言外之意、物外之象，而是希望读者通过文本的细读，使意象自然呈现，从而达到“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的效果。
作为当下经典文献研究应当回归并立足文本的提倡者，刘跃进在《辑存》的编纂过程中，处处践行着他所提出的三条基本途径，并通过《辑存》一书有力地证明了这三条途径的卓有成效。从这个意义上说，《辑存》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它在“选学”文献整理方面的集大成和继往开来，还在于证明了一种新的行之有效的经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