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中华文学贵在拓宽研究视角
2017年09月22日 09:1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22日第1298期 作者:刘跃进

  2014年,应米彦青教授邀请,我参加了内蒙古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在交流中,我发现米彦青教授很有科学规划意识。她指导的学生,无论博士生还是硕士生,选题大多以元明清蒙汉文学交流为中心,或溯源考察,或个案研究,具体而微,渐成系列。她本人更是身先士卒,开疆拓土,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已初具规模。

  欣喜之余,我们几位参会的专家一致建议,尽快将这些研究成果修订结集,早日出版,让更多的读者深入了解中华各民族文学在其发展繁荣过程中,相互交融、走向兴盛的轨迹,这必将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文化自信心,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这些年,我有机会到民族地区院校讲课,注意到一个现象:民族地区院校文学系除开设各民族文学经典外,通常还有汉民族文学经典的阅读课,如《诗》、《骚》、李、杜、元、白、韩、柳,都有详略不同的介绍。反观内地一些综合性大学中文系,有多少开设了民族文学经典的课程呢?我虽没做过具体统计,但估计不会太多。如果真是这样,中文系便名实不符。中文系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简称,中华各民族文学经典当然都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在看到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沿袭多年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要还是依照传统的历史分期、地域划分或者社会学的民族概念,将本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学,分割成孤立或单一的地域、王朝、民族去研究,鲜有涉足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学的交汇、交流、交融的动态性研究,缺乏对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学多样性、同一性、互补性的综合性研究。事实上,中华各民族的文学经典是各民族长期以来水乳交融的共有的文化命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永久珍惜,值得发扬光大。

  为此,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书写中华文学历史的绚烂篇章》,呼吁重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与此同时,我们又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联合举办“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希望通过多种形式凝聚共识,并将这种共识扩展开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引起关注,引发共鸣。

  这项工作,得到了《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以及北京高校、科研单位众多学者的支持。大家一致认为,科学地认识、研究中华文化同源共生的本质,重新认识各民族文学在推进中华文化历史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目前的学术发展情况看,最迫切的工作是系统深入地清理史料,准确描述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中华各民族文学汇聚、融通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华文学的整体风貌,为构建新世纪中华文学史宏大叙事的理论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对此,米彦青教授十分赞同。事实上,她早就通过组织各种学术活动,尤其是通过自己以及带领的科研团队,一直在努力践行这一主张。她很谦虚,觉得成果还不是很成熟,还需要沉潜的思考、打磨的工夫。但我想,磨刀不误打柴工,思想永远是进行时,与其等待思考成熟,还不如先将阶段性成果公布出来,接受广大读者的审读和批评,这样更有助于思考的深入。

  米彦青教授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将《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研究论文集》编就。全书收录29篇论文,论述的范围非常广泛,有几篇是讨论唐代诗歌对于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影响,还有几篇论及蒙古族文人对于传统儒家思想及佛教思想的接受,更多的是讨论蒙古族的家族文学以及重要作家作品的文学价值及其意义。

  2006年,米彦青教授在苏州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次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获得内蒙古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政府奖二等奖。任教于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系后,她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及时调整研究方向,由过去关注的江南氏族文化转向清代蒙古族文化家族研究。

  最初,她对清代蒙古族尤其是八旗学术史诸多问题感兴趣,清理了清代八旗文人著作佚存情况。她注意到八旗学术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从事某种研究的家族性特点非常突出,像纳兰成德家族,在易学、礼学以及文学创作上,成就都很突出。她还注意到,乾嘉时期大批八旗士人在清代考据之风盛行背景下所持守的态度,以及这些态度背后的若干复杂原因。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米彦青教授完成了《清代中期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唐诗接受史》的写作,2009年交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她从唐诗影响研究转向蒙汉文化交流研究的开端,对她而言,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蒙汉文化相互交融过程中,蒙古族汉诗创作逐渐发展、成熟。蒙古族作家在接受汉族文学影响的同时,也在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叙写着本民族的传统思想和审美追求,形成既有蒙古族文化底色,又有汉族文化意蕴的一种新型文学。《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研究论文集》中的绝大多数论文,主要就是对这种交融互进的新型文学形态作深入系统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中国文学史叙述比较薄弱的部分。事实上,中华多民族文学交融进程远不止于此。米彦青教授所带领的这个团队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展示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多年来的辛勤耕耘,米彦青教授积累了丰厚的学术资源,有条件、有能力对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的文献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目前,她正计划以元明清三代蒙汉文学交融大事编年为纲,从三个方面拓宽研究领域。第一个计划是对蒙古族三百多位作家的汉文创作进行综合整理。我们知道,元朝建立后,大量蒙古族诗人到中原地区为官或游历,元顺帝撤出中原后,有一些蒙古族文人改名换姓继续留在中原。明清以后,这种交往更加频繁。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的蒙古族诗人刊行了《雁门集》《顾北集》《谷原诗集》《存素堂诗集》等上百部汉语诗集,共有六千多首诗作。第二个计划是收集先秦至清代汉族诗人在蒙古族聚居地区描述其游历、仕宦、交游、题咏等体现蒙汉文化交流的诗歌,目前所知已有五千多首。第三个计划是从正史、杂史、传状、碑志、年谱、序跋、诗话笔记、诗文集等诸多文献典籍中,搜辑反映中国古代蒙汉文化交流的诗作及其他资料,包括唱酬、题咏、诗人评价等情况。至于与蒙汉诗歌交流相关的政治制度、经济往来等背景材料,更是不胜枚举。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厚的学养和持久的恒心。

  2011年,米彦青教授获得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西部之光”项目的支持,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深造,我们得以相识,并成为师生。这些年来,我们经常通过电邮讨论学术问题,我从她那里获得了很多关于民族文学的宝贵知识。

  今年4月,我有幸再次获邀到内蒙古大学讲学,米彦青教授拿出这部沉甸甸的书稿让我作序,叫我既感动又惊讶。感动的是,她不以我为民族文学研究外行,依然引为同道,让我有机会向民族地区院校的老师表达敬意;惊讶的是,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们就编就了这样厚重的文集。我不由得赞叹:“西部之光”确已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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