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属于被耽误的一代，上大学前下过乡，干过搬运工，做过砖瓦匠，当过代课教师。那段艰苦生活的磨练，使我懂得了珍惜，也培养了我坚忍耐劳的品格。1977年，我赶上“文革”后高考的“首班车”，成为时代的幸运儿。更幸运的是，上大学以后，我遇到了许多好老师。在杭州大学读本科时，教古代汉语课的老师是郭在贻先生，他激起了我对古文的浓厚兴趣；指导我大学毕业论文的老师是蒋礼鸿先生，他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敦煌变文和俗语词。1984年，已届而立之年的我，又考上了杭州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郭在贻先生。从此，郭师引领我走向了“敦煌”。

　　一

　　20世纪80年代，郭师的研究方向转为以俗字和俗语词研究为核心的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并发表了《唐代白话诗释词》等一系列论文。在郭师的影响和熏陶下，我也对敦煌学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深深的迷恋。

　　1985年暑假，我出差去上海，随身携带了王重民等编的《敦煌变文集》上下册，有空就读上几篇。很快，我就发现该书的校勘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有些前贤已经指出，有些则没有指出。当时我想，造成这么多问题的原因何在？其中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可以总结？回杭州后，我向郭师谈了自己的想法。郭师颔首称赞，他要我分条写成专文。后来，郭师因病住院。在病床上，他仍不时地关心我文章的写作情况。每写好一条，就让我读给他听。等到病情稍有好转，郭师就让我带上文章的初稿，陪他到医院外面边走边聊。洪春桥边的茶室，植物园中的小亭，飞来峰下的石礅……郭师抱病为我审读论文的情景，今天仍历历在目。

　　这篇题为《敦煌变文校读释例》的文章写成后，郭师专门写了一篇评语，对这篇今天看来并不成熟的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体现了郭师对我们年轻一代的热情扶持和殷切期望。在郭师的大力举荐下，这篇长达三万余字的论文后来分上下篇分别在《杭州大学学报》和《敦煌学辑刊》上发表，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子来说，这是多大的鼓舞啊！

　　1986年夏天，我完成了两年的研究生学习。由于郭师力荐，得以留校任教，正式踏上了我至今仍深爱着的敦煌学研究道路。

　　二

　　在撰写《敦煌变文校读释例》一文的过程中，我曾把《敦煌变文集》中的一些疑点与敦煌变文的写本原卷（缩微胶卷）核对了一遍，结果发现该书的疏误大多与编者的误录有关；而当时发表的大量校勘、词语考释的论著大都依据《敦煌变文集》的录文，没能核对敦煌写本原卷，以致郢书燕说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且这些论文散在各类报刊，读者查检不便，不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如能汇辑各家校说，并核对敦煌写本原卷，编辑一个敦煌变文的新校本，那该有多好啊！我和郭师谈了我的想法，郭师深为赞许。由于这一项目规模很大，正好当时黄征兄也在郭师的指导下，从事王梵志诗校勘方面的研究，熟知敦煌文献，于是郭师便决定由我们三个人合作，一起来做这项工作。

　　1987年4月，在杭州富阳举行的中国训诂学研究会年会上，郭师正式提出了编著《敦煌变文汇校》一书的设想，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反响。吕叔湘、项楚、王锳等著名学者都对我们的工作表示积极支持。后来郭师又和我们一起讨论，提出编著《敦煌变文集校议》和《敦煌吐鲁番俗字典》两书的计划，再加上《敦煌变文汇校》，这就是郭师和我们合作撰著的“敦煌学三书”。

　　1987年春夏之交，“三书”的第一种《敦煌变文集校议》的撰著工作正式启动。在郭师的悉心指导和直接参与下，《敦煌变文集校议》的写作进行得相当顺利。1988年初，即已有多篇论文寄交各刊物发表。1988年5月20日，郭师在写给赵逵夫教授的信中说：“弟与张、黄两位青年朋友合作撰写的敦煌学三书，其中《敦煌变文集校议》一稿将于年底蒇工，全稿约三十万字。此稿专谈我们自己的看法，自信不无发明，其中俗字和俗语词的考释方面，尤多独得之秘。”

　　1989年初，正当《敦煌变文集校议》全书即将完稿的时候，敬爱的郭师匆匆离开了我们，这使我们万分悲痛。郭师在留给我们的遗嘱中写道：“匆匆地告别了，万分惆怅。你们要努力完成我们的科研规划，争取把三本书出齐，以慰我在天之灵。”在许多郭师生前的朋友的关心和帮助下，我们把郭师的遗稿整理结集为《郭在贻语言文学论稿》、《郭在贻敦煌学论集》、《郭在贻文集》、《新编训诂丛稿》，先后出版。“敦煌学三书”的第一种《敦煌变文集校议》1989年底定稿以后，次年11月即由岳麓书社出版。

　　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三四年，是我的心情最郁闷的几年。很长一段时间，我难以从遽失恩师的悲痛中摆脱出来。当时的我，有如漫漫风雪中失群的羔羊，不知路在何方。

　　正在迷惘困顿之际，项楚先生向我伸出了救援之手，使我重又燃起了求学的火焰。项师是研究古典文学出身，但他深厚的小学根底和广博的古典文献（尤其是佛教文献）学养同样令人惊叹。他的《敦煌变文选注》、《王梵志诗校注》、《敦煌文学丛考》等著作蜚声海内外学术界，从而当之无愧地在敦煌俗文学作品的研究中居于世界领先水平。1992年春，在项师的鼓励下，我参加了四川大学的博士生入学考试，并荣幸地被录取了。1993年初，在一个阴冷的春日，年届不惑的我挥别杭州，踏上了“难于上青天”的巴蜀之路。我当时的心境，套用一句古话，真有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色彩。

　　成都的天总是阴沉沉的，但我那郁积多年的心却豁然开朗了。在川大，我感受到的到处都是温暖的阳光。面对许许多多的爱，我也渴望着用“灿烂”来回报。我用屈原《橘颂》“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的名言来勉励自己，而不敢稍有懈怠。1993年10月，我在拙著《汉语俗字研究》的后记中把自己所住的学生宿舍称为“自乐斋”，虽出于一时戏言，也表明了自己献身于祖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辛勤的汗水，换来的是丰厚的回报。在川大不到两年的读书时间里，除撰写了一些单篇论文外，我还完成了30万字的《汉语俗字研究》以及近70万字的《敦煌俗字研究》的初稿。当然，这两部书的写作经过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和资料的准备。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阅读敦煌卷子的过程中，发现其中有许多殊异于后世刻本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体字多。但由于种种原因，俗体字的研究是我国文字研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而敦煌俗字的研究更是几乎等于零。

　　唐五代是汉语俗字流行的一个高峰，而数以万计的敦煌写卷就是这一高峰的实物见证。我试图通过《汉语俗字研究》从比较宏观的角度对汉语俗字发生、演变的历史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作出大笔的勾勒；而写《敦煌俗字研究》的目的则在于通过对唐五代这样一个俗字流行高峰期的微观分析，对汉语俗字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孳乳、发展的面貌作出更具体的描述，同时更直接地为敦煌文献的校勘整理服务。

　　我在“自乐斋”里和敦煌俗字为伴，度过了几百个“快乐”的日日夜夜。论文的写作，倾注了项师的许多心血，从论文框架的构建到最后的写定，项师都给予了悉心的指导，帮我避免了不少疏误。1994年10月，论文提前完成进行答辩。由蒋绍愚、江蓝生、杨明照、张永言、赵振铎、项楚六位博士生导师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以及论文评议人都对论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996年12月，《敦煌俗字研究》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四

　　博士毕业以后，何去何从，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命运之神再一次显示了她的慷慨和无私，使我有机会到北京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在北大期间，在合作导师裘锡圭先生的指导下，我完成了100多万字的博士后课题《汉语俗字丛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这是我在出版《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两部俗字研究理论著作后，在具体疑难俗字考释方面所做的尝试，意图对《康熙字典》以后的大型字典在俗字方面的缺失进行一次总的清算。裘师评价拙著“立论审慎，创获极多”，“其成绩大大超过了前人”。能得到裘师这样学界公认的严师名师的褒赏，是作为一个学生所能感受到的最大的荣耀。

　　虽然《汉语俗字丛考》也有不少内容涉及敦煌文献或敦煌俗字，但它毕竟不能说是敦煌学方面的著作。在北大求学期间，我有机会得到季羡林、周一良、王永兴等著名敦煌学家的关心和教诲，也得以与柴剑虹、邓文宽、赵和平、郝春文、王邦维、荣新江等一批北京的少壮派敦煌学家过从往还，切磋学术。京派敦煌学家渊博宏大的学术气象，让我如坐春风，受益匪浅。季先生与杭州大学老校长沈善洪教授私交甚笃，据说季先生曾在多个场合向沈校长推介卢向前、黄征和我这样一些老杭大的青年学人，于是沈校长记住了我的名字，也因而让我再次和敦煌学牵手结缘。

　　大约在1996年初，我从北京回杭州过节，因住处相邻，我曾和沈校长有过几次接触。当时的话题之一是如何发扬杭州大学敦煌学的传统优势，推出一些有影响的标志性的成果。经过一番思考，我提出了编纂“敦煌文献合集”的设想。对此，沈校长极为赞同，并让我通知黄征、卢向前、王勇等人，在他家里一起讨论了项目的可行性，并决定尽快上马。

　　1997年初，我博士后出站，面对母校的召唤，我辞别北京的老师和朋友，重新回到了杭大任教。从此，《敦煌文献合集》项目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为保证编纂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杭州大学专门成立了《敦煌文献合集》工作委员会，沈校长亲自出任工作委员会主任。正是在沈校长的直接领导下，尽管难度大大出于我们的预期，但《敦煌文献合集》的编纂工作仍不断向前推进。2008年8月，合集的第一部《敦煌经部文献合集》11册600万字由中华书局精装推出。现在，我们正在努力推进《敦煌史部文献合集》和《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的编纂工作。

　　从敦煌变文的校理到敦煌文献的系统整理，从敦煌俗字的辨识到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的编纂，从敦煌变文写本特点的探索到敦煌写本文献学学术体系的建构以及敦煌残卷的缀合，虽然我已在敦煌学的道路上耕耘了三十多个春秋，我的学术生命已和敦煌融为一体，但在博大精深百科全书式的敦煌学领域，我仍不敢说已然走入，而只能说正在走近。在未来的岁月里，我愿意继续在狭长的河西走廊“跋涉”，并期待着有一天能真正无限接近“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