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6—17日，“传承与发展：古典文学研究新起点”学术研讨会暨《文学遗产》青年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会议恰逢林传甲撰成《中国文学史》120周年。站在百余年古典文学研究的延长线上，与会学者返本开新，针对传承与发展古典文学展开研讨。

　　赓续古典文学研究传统

　　本次会议是《文学遗产》创刊7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杜晓勤表示，《文学遗产》不仅是前沿研究的风向标，而且培养了学术新秀，见证了学术名家的养成。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玉宏表示，《文学遗产》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的一面旗帜。希望广大古典文学研究者不断推出能够代表我国文学研究最高水平的精品力作，切实发挥中国古典文学以文化人、凝心铸魂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文学遗产》代主编孙少华表示，《文学遗产》将与学界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同青年学者一道，为古代文学研究注入新活力。

　　近四十年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示。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葛晓音认为，学界应更好地处理古代文学研究的方法和问题，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文献学与文艺学，文学发展的外因和内因这四组关系。同时，学者也要保持纯粹的学术精神和强韧的学术定力，提升开拓创新能力，锻炼捕捉前沿问题的敏锐能力。

　　为古代文学研究贡献新活力

　　唐代以前的文学作品、文体形态、文献形态研究，以及文学与经学、史学、哲学的跨学科研究成为与会青年学者的热点话题。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徐建委重新考证了西汉初立太学的时间，认为元光五年（前130），公孙弘建议为博士弟子拓宽仕进之路，至此西汉太学制度得以确立。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马世年探讨了汉代四言诗的体式流变及其诗学意义，认为四言诗在两汉各类诗体的演进当中，通过不断地调整、尝试、突破，最终成为汉代诗歌体式的重要方面。而汉代诗歌对于中国诗歌史的最大贡献更多体现在它对于我国诗歌体式的形成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上。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曾祥波提出，从“文本系统”的视角研究集部文献，使“文本系统”成为连接文献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最直接桥梁，可改善文本内容在文献研究中被忽视的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学研究与文献研究相互脱节的弊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童岭以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为例，讨论了魏晋南北朝研究中文史与校雠的融通，并期待着如王仲荦般更有普遍历史原动力的溯源研究，作为纽带以衔接当下看似泾渭分明的魏晋南北朝文史之学。

　　唐代诗人李峤的《杂咏诗》在整个东亚都有巨大的影响，日本保存了众多该书的古写本以及和刻本。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卞东波以江户时代中后期日本汉学家户崎淡园完成的注本《李峤咏物诗解》为例，认为此书之产生与江户时代大量刊刻中国、日本的咏物诗集之风气有关。注释旁征博引各类文献，以语典、事典的注释为主，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探索古典文学研究新起点

　　论坛还就宋代以后的文学文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研究，以及文学与社会背景、数字人文的关联研究等议题展开热烈探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叶晔呼吁文学界关注“文学宋明”。他表示，如何借鉴“他山之石”，向更有活力的周边学科看齐，让反映时代脉动与民族文化、具有独特阐释力的“文学宋明”登上中国文学史的舞台，是文学史家可以尝试的跨学科、跨文化对话。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叶楚炎认为，以《云门传》以及相关说唱词话的改编及其文体转换为基础，可以给古代小说文体转化过程研究带来新契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侯体健探讨了宋元骈文批评的文献形态与体制特点，认为四六话的出现意味着一种建立在“应用”观念上的专门性骈文批评得以确立；笔记相较而言有着“论事而及辞”、否定性语境和跨文体批评等特点；序跋、书信则更多地趋于宏观性思考和表达，常常涉及骈文创作与批评中更核心的问题。

　　《示长安君》是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兄妹亲情的名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成国重新考订了王安石《示长安君》的写作时间，认为据《永乐大典》所载长安君王文淑的和诗考订，此诗当作于仁宗嘉祐二年（1057）王安石自开封出知常州的前夕。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飞跃运用文本相似度分析法对《红楼梦》化用唐诗展开了全息式的研究，认为《才调集》等选本对《红楼梦》的诗歌创作或具有直接影响。此法不仅能与前人研究所得相互印证，也有超出一般阅读经验的新发现，有助于呈现诗歌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窥见作者的匠心意趣和作品的丰富内涵。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吕双伟认为，清代学者陈澧推动了晚清广东骈文的兴起，改变了清代骈文复兴但广东一直较为冷寂的局面，丰富了清代地域文学的内涵。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廖可斌表示，希望青年学者进一步思考如何使研究更有益于社会，明确学术价值观，把握人文主义的内涵，处理好专精之学与人文理想的关系，推动古典文学研究事业真正向前发展。

　　论坛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学遗产》编辑部共同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