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鲁先生的路径
2020年11月12日 09:4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12日第2046期 作者:黑马

  话说1983年,弱冠之年的我还在福建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在当时学校唯一的小书店流连,发现一本封面设计雅致、价格才一元的漓江出版社出版的《法国文学论集》,署名郑克鲁。书中收入了20多篇论述法国各个时期名著的论文,解读的名著有巴尔扎克的《幻灭》《欧也妮·葛朗台》《做纸花的姑娘》等,还有雨果的《悲惨世界》、乔治·桑的《康素爱萝》、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左拉的《萌芽》和加缪的《沉默的人》等。这样权威的论集在改革开放初期文学专业追捧外国文学成风的年代看上去绝对是高屋建瓴之作,对年轻的研究生来说是必读必谈的重要参考书,而且它与大名家戈宝权的论集在同一个系列里,虽然著者名字非常陌生,但凭其阵势和老道的文笔,我就断定是戈老的同辈,是个“老先生”。而且这个名字不知怎么就让我想起学古代汉语时学过的《郑伯克段于鄢》的篇名,自然对郑克鲁产生了好奇。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这本文集,里面有不少读书时用钢笔画的线条和标记。

  我毕业后进中国青年出版社做外国文学方面的编辑,因为要组稿,就开始注意翻译界名人动向,却发现郑先生供职的单位竟然是上海师范学院(现为上海师范大学),而且不是外语系,是在中文系。这样的大家怎么会在一所普通的师范院校工作?外国文学研究界的名家一般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少数几家著名的院校,如果在上海,一般是在复旦大学等几所名校。像郑先生这样远离“中心”又偏离“重镇”的大家确实显得特立独行,基本是“离群索居”的感觉。

  后来才知道他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调到武汉大学,又从武汉大学调去上海师范学院。他是上海人,估计是恋家的缘故吧,去师院主要还是该单位能解决郑夫人进上海的户口问题。这个“上海户口”或“北京户口”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更是影响人才流动的一大障碍,连郑先生这样当年的特殊人才对此也无能为力,这是一个时代的沉重话题,现在的人无法理解。

  按照世俗的观点,郑先生确实是一步步“向下走”的,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恐怕都会对他日后的学术地位有些不利影响。但郑先生就是在一个师范学院创造了奇迹。他在80岁取得了彪炳史册的巨大成果。前两年刚刚出版了先生的文集,包括他翻译的法国文学名著和撰写的文学史、评论集皇皇38部46册!看到那整齐排列的绛红色文集感觉就是一道巍巍长城。前些年有几位翻译和研究大师陆续出版了文集,最多的有20余册,已经令吾辈叹为观止。郑先生后“出”居上,创造了纪录。当然大师们的成就都是卓著显赫的,不能简单用数量来进行排名,但无论如何郑先生硕果累累,跨越教学、研究和翻译三界,译著并举,卷帙浩繁,跻身一代大家当之无愧。

  郑先生逝世后,媒体上一下出现了很多关于他的报道和介绍,让我们集中学习了一次。也是通过这些报道我才深入了解到了一直仰慕、一直困惑不解但又向往的“郑克鲁道路”。

  原来郑老是当年稀有的硕士研究生——1962年,郑克鲁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然后进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师从著名作家、翻译家李健吾。不幸的是,毕业后他刚到外文所工作就赶上了“文革”,没有机会出成果。整个社科院下放到河南信阳的息县。他在艰苦的劳动之余坚持自学。开会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法语版《毛主席语录》在背单词,同时在背一本法语词典!郑先生的农场时光没有蹉跎,法语水平突飞猛进。所以“文革”结束后,一旦有机会重返科研阵地,郑先生就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举重若轻地发表学术论文、出版翻译作品,所以他能在不惑之年就与戈宝权等名人一起出版论文集了,也因此被我们当成了“老人”。

  简言之,我想郑老的“道路”就是身处重镇边缘,不坠凌云之志,生命不息,译写不止。这是典型的那个年代“外语人”的路径,郑先生是特定时代的“我们”的光辉典范之一。可能在这个时代看起来几乎是难以抵达的境界,甚至也是与现实脱节的,但他却创造了少有的奇迹。因为在那个艰难时代能如此信步徜徉在这条坎坷而孤独的道路并一直走向辉煌的人确实寥寥可数,多数人都因为很多“现实”条件制约退出了、走失了。大路尽头越来越窄,人烟稀少了,但阳光依然灿烂。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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