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科的结构现实主义批判
2020年05月14日 01: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5月14日第1925期 作者：高鹏
自国际关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学派创始人肯尼斯·沃尔兹1979年出版《国际政治理论》开创国际关系学科的结构现实主义以来，批评之声便不绝于耳，至今尚有余韵。若就思想深度、学术取向和价值关怀而论，结构现实主义四十年批判史上，最具建设性的批判则无疑经历了三波。这三波批判分别针对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整体、国家功能无差异以及单元排序原则无政府状态的假定（或曰要素、理论要点）。
对认知国际关系静态性的批判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这本出版于1986年的论文集，作为批判结构现实主义的经典，至今仍难以被超越。而在该论文集中，最有学术建设性和历史关怀的批判来自于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翰·拉格，他在《世界政治体制中的继承与转换：走向新现实主义综合》一文中，认为沃尔兹的理论不仅不能解释说明从中世纪国际体系到现代国际体系的过渡，即使是现代国际体系也缺乏进程的因素。沃尔兹定义的国际政治结构反映的仅是呈现出静止状态的国际体系，处于一种“是什么”的状态，而体现不出历时性的“演变”状态。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历史上任何国际体系与其所内嵌的国际政治结构都具有历史性，是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性过程。而结构现实主义的三要素却并不能说明体系和结构本身的变化，这就意味着该理论不能说明一个国际体系如何转换到另一个国际体系。拉格据此分析，是沃尔兹没有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贯彻到底造成的。
根据涂尔干的观点，“社会规模上的扩大和交往力度的增加，深刻地影响着集体存在的根本状况”。也就是说“社会规模”和“交往力度”都可能改变社会事实。涂尔干的“社会规模”是指有重要社会意义的单位的数目，沃尔兹则将这种社会规模类比为大国数目，并涵括进他的理论模型；涂尔干以“交往力度”意指社会运行中的交易数量、交易速度以及交易多样性，而沃尔兹在他的国际政治结构模型中则根本没有考虑交往力度的问题。那么为何缺少了交往力度就不能体现国际体系的进程呢？这是因为，透过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结构模型，单元层次的进程是完全被国际政治结构这样一个生产性施动者生产出来的，而单位层次本身却不具备生产性，这样体系或结构的变化就只能是外生性的了。但问题是，在它们之上还有更高层次的干扰性变量吗？答案是没有。因此剩下的只有一种可能，体系和结构的变化最终只能来自于内部，来自于单元（互动）的进程。但沃尔兹却将单元的进程剔除，从而在建树理论的同时也在制造理论困境。设若沃尔兹将交往力度引入理论，随着行为体单元互动的次数、速度以及多样性的变化，则可以解释国际体系（国际政治结构）的变化。
对国家功能无差异的批判
引发结构现实主义较具有启示录意义的第二波批判的是当代国际关系史学家保罗·施罗德，中国学者杨原继之，针对的是沃尔兹假定国家功能无差异这一点。
早在1994年施罗德就尖锐地指出，作为定义国际政治结构的第二个维度，国家功能是变量而非常量，各国在国际体系中发挥着各种不同的功能。出于生存的需要，国家除了自助，还会努力展示自己所拥有的某种其他国家所需的国际功能，从而使他国获得外力帮助，这是国家间功能的不同，而国际体系的延续、稳定与和平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之间是否充分实现了功能的分化。很明显，施罗德强调的是国家的对外功能，而沃尔兹强调的则是国家的对内功能。中国学者杨原在2010年生发出沃尔兹和施罗德对国家功能的两种界定方式哪种更加恰当的疑问，他从方法论、系统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对沃尔兹国际政治结构的第二维度进行了批驳。在重新定义国家功能方面，杨原为了将之与结构现实主义更相适应而重新做了概念诠释，将其定义为“一个国家所提供的能够满足其他国家各种需要的服务”。并且认为国家功能作为一个变量，将会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存在变化。杨原的重新诠释是对施罗德思想的扩延和充实。之后，他又对国家功能的主体间性进行了梳理，也对国家功能进行了分类。就国家功能的主体间性而言，首先，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发挥以及发挥怎样的功能，仅仅凭借该国的自身意志和主观努力是无法决定的，还需要考虑其他国家的主观需要。其次，一个国家是否具有某种功能、具有哪些功能，都因时间和情境而异。最后，国家功能的发挥有赖于其他国家的感知。关于国家功能的分类，杨原的解释是，依据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亚历山大·温特的理论，根据国家功能直接与国家需要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需要，就会有什么样的功能这一点，对温特关于人的“五需要说”进行了整合和调整，得到了国家的三种基本需要：生态需要、发展需要和本体安全需要。根据这三类需要，他将国家外部功能大致分为三类，即满足其他国家生存需要的功能、满足其他国家发展需要的功能、满足其他国家本体安全需要的功能。
对原教旨“无政府性”的批判
沃尔兹国际政治结构三要素中遭到质疑的还有单元排序原则的无政府状态。这引发了对结构现实主义的第三波有效批评。美国学者海伦·米尔纳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两次撰文指出无政府体系并不是国际体系的标志性特征。另一位美国学者戴维·莱克在2007年的论文中详细地指出，虽然在国际关系理论语境中，长期将现代国际体系看作处于缺乏政治权威的自然状态下，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都接受了无政府状态是世界政治的基本状况。但是，国际体系内却存在着一系列宽泛的等级制关系，包括帝国、保护国、势力范围、属国以及从属性的政治体将主权完全或部分让渡给某个主导性国家的其他关系。莱克还认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对国际等级制从本质、意义到结果上都理解得不够，在“单极”到来的时刻，美国作为“不可缺少的国家”出现，使国际等级制备受关注。虽然在接下来的论述中，莱克主要是以美国与其他国家关系作为主导国和从属国来进行实证研究，但是研究结果却反映出国际政治的现实，映射着冷战时期主导国与从属国之间的关系。
从研究的路径来看，莱克首先从权威的概念入手，认为基于权威的存在，国际体系内政治单元间存在等级制才有可能。这种等级制作为国际体系内主导国将权威加诸从属国的变量，横跨安全和经济领域两个维度。莱克认为，权威与强迫的不同很好地体现在沃尔兹关于国际政治结构的第一和第三维度之中。第一维度是行为体的排序原则，意指无政府状态下单元间的权威关系，进一步解读就是“没有一个行为体有权去做出命令；也没有一个行为体有必要去服从”。关于现实中的国际等级制，美国是最显著的案例，体现在由门罗主义时代向罗斯福提倡的“国际警察权力”时代的转变，二战末期及随后的冷战时期，罗斯福这种国际观的实践，导致了安全和经济等级制关系显现于国际体系内。在莱克以坐标轴所做的理论图谱中，原点作为理想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形式，横坐标作为安全等级制的光谱，纵坐标作为经济等级制的光谱。两个坐标轴上的形态离原点越远，则表示国际体系中国家间的等级制的程度越深，主导性国家就拥有越多权威，从而拥有干预从属国主权的机会越多。反之，则表明从属国拥有越多被主导国施加权威并干预其主权的机会。
强调单元间互动导致国际体系的进程性、分析国家功能的歧异性以及研究国际体系内的等级制现象，在理论界起到了清除沃尔兹构建结构现实主义时理想化倾向的作用，虽无证据显示这些批判直接启发了主流建构主义的体系进程性主张和道义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功能的论述，但却成为这些理论的先声。随着国际关系研究“验证时代”的来临，中层理论开始勃兴，国际关系学科古典时代大理论的悲歌在所难免。但通过批判，大理论的生命力也得到了延续。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重点推荐
最新文章
图 片
视 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