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欧洲一体化研究新进展
2019年11月14日 08: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1月14日第1815期 作者:杨娜

  自欧洲一体化启动以来,围绕这一进程的学术研究持续推进。这其中既有根源于主流国际关系学派的理论思考,也有植根于欧洲本土的思辨研究。欧洲研究的特殊之处在于,一体化的顺利推进或遭遇挫折,都会激发学术研究的深入探索甚至激烈争论。理论指导着实践的发展,而变幻莫测的现实则推动着理论的更新与完善。欧洲联盟的一体化进程经历了煤钢联营共同体的建立、单一市场与共同货币的产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完成了从6个创始成员国到28国的扩展,签署了《罗马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里斯本条约》等关键性文件,还遭遇了债务危机、英国“脱欧”、难民危机等一系列重大难题或挑战。学者们就一体化未来走向展开了热烈讨论,其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十分活跃。

  既有研究取得显著进展

  多年来,在欧洲思想家、政治家和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欧洲一体化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

  一是从聚焦宏观理论到善用中观理论。早期的一体化研究主要来自新功能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自由政府间主义等宏观理论对一体化现象的阐释。近年来,随着欧洲问题的领域化,旨在解释具体问题的中观理论盛行,成为欧洲一体化研究的重要理论支撑。

  二是从静态的政策梳理到追踪动态的政策制定过程与执行效果。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欧盟面临多重挑战以及成员国国内政治角力促成了共同体政策的动态性特征。当前欧洲一体化研究的关注热点,既有包含“永久结构性合作”(PESCO)在内的共同体防务合作,也有旨在解决难民问题的“配额制”与《欧盟—土耳其难民协议》的出台与执行。

  三是关注专业性强的议题研究。欧盟在特定治理领域的共同行业标准的制定与推广依赖于专家的专业知识与威望。在气候变化、数字通信等领域,专业人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决策进程。《欧洲绿色协议》提出的“碳中和”相关法律及标准、“单一数字市场战略”中的统一数据规范准则,都需要立法、环境保护、数据分析等方面的专业人士将这些构想转化为现实政策。

  四是侧重不同层级、不同地区主体之间的双向互动。欧洲治理具有多层级属性,欧盟机构与成员国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互动,是一体化进程得以推进的动力。此外,欧盟与东亚、非洲的地区间互动要求成员国协调一致、采取统一的对外政策。有学者对欧亚峰会、非盟欧盟峰会进行了专门研究,试图找到地区间互动的制度化规律。

  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独具特色

  欧洲联盟是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之一,一体化的演进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实践经验。因此,欧洲一体化研究独具特色。

  首先,欧洲研究的理论主要适用于解释一体化现象,有针对性和局限性,区别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性和普适性。欧盟的政治精英与杰出学者致力于将欧盟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推广至全球,但特殊的经验与相对超前的理念使其难以在全球层面广泛应用。一体化的发展建立在成员国愿意与超国家层面治理机构共享主权的基础上,这对世界上大部分仍将主权视为不可分割部分的国家而言是短期内无法实现的。

  其次,现实变化的速度远快于理论更新的速度。欧债危机的负面效应尚未消退,难民问题的持续发酵导致欧盟与一些成员国的嫌隙扩大,民粹主义的抬头使得一体化进程和传统政策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欧洲研究在理论层面更多地关注治理层级互动、决策过程以及欧盟前景等,而难以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做出及时、准确的解释。然而,新现象与新难点恰是促使理论发展的最大动力。近年,欧洲研究相关理论在提供新理念、新思想和新角度方面取得较大进展。

  再次,制度是欧洲研究的核心,亦是围绕的焦点所在。欧洲研究最大的挑战之一,便是一体化频繁面对各种危机或难题,有时通过改革现有机制能够顺利解决问题,甚至能将危机转化为促进一体化深入发展的动力。而很多时候,超国家机制的改革在成员国层面遭遇巨大阻碍或由于超国家制度的惯性使革新之路甚为艰难。

  最后,欧洲智库的专业素养较高。其中有专门立足于欧盟整体的,也有聚焦于国家发展与欧盟关系的,还有探讨欧盟、成员国与区域外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多元化智库。这些智库大多注重讨论具体问题,侧重数据收集、实践经验与调研访谈,不同于高校的学术研究路径。从人员构成看,欧洲智库聘请曾任职于欧盟机构、成员国政府或知名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他们大多拥有参与欧盟内外政策制定与执行的经历,可确保研究的专业性。同时,各智库基于自身优势选择几个领域作为研究重点,以突出自身的研究特长。例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聚焦欧盟对外政策研究、欧洲智库中国研究网络(ETNC)发布以“一带一路”与中欧关系为主题的系列研究报告。

  研究局限及启示

  中国有大批从事欧洲一体化研究的优秀学者,贡献了许多兼具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学术成果。然而,中国的欧洲一体化研究受地理、学科、语言等限制,仍有较大的进步空间。

  第一,交叉学科属性导致从事欧洲研究的学者之间难以进行深入的学术对话。欧洲一体化研究涉及多个议题,从事一体化研究的学者来自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学科。他们都有各自的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因此,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的话语进行交流。学者之间可尝试从某个特定议题入手,对同一问题从不同学科角度进行剖析。例如,从经济收益、环境保护、绿色外交等角度综合讨论某项共同环境政策的可行性与可能的执行效果,可兼顾研究的综合性与特殊性。

  第二,国别研究与一体化研究尚未找到结合点。从事国别研究的学者,主要着手对欧盟成员国国内经济政治状况进行研究,即研究对象是国家个体。从事一体化研究的学者专注欧盟及其与成员国之间互动,常将成员国作为整体进行观察,忽略国家内部政治经济制度构成的差异性。因此,国别研究与一体化研究之间尚未实现较好的融合。如考察某个成员国(尤其是大国)在地区或次地区政策中的政策立场及其影响因素,可能找到两者的结合点。

  第三,仍需巩固和加强“中国特色”的欧洲研究。聚焦欧洲地区事务的研究非常必要,融入中国特色的学术贡献与独立见解亦不可忽视。例如,中国学者可更多从中欧关系、东亚—欧盟的地区间互动、中欧在特定治理领域的合作等视角,在欧洲研究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第四,强化一手资料获取。由于地域因素和语言文化因素的制约,对欧洲问题的一线调研难度颇大。因此,中国学者难以像欧洲学者那般容易获得充足的、可信的一手访谈或数据资料。这就造成了目前国内一体化研究多是借助欧盟提供的网络数据资料、官方文件或智库研究报告。鉴于这一现实状况短期内无法改变,今后需加强与欧洲学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张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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