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成为推动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在诸多领域的治理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过去的三十年，世界各国大都效仿西方国家的治理模式来改革本国的治理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西方治理理念所主张的政策遭遇普遍失败，全球性挑战和全球治理难题日益增多。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重回孤立主义，逆全球化和国内治理议程优先的政治取向愈发凸显，无法为全球治理提供有效的解决路径和方案。

　　全球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全球治理是指对世界进行规范和管理的一系列复杂机制和过程，旨在通过解决全球性紧迫问题，增加全球财富、增进世界人民福祉，最终实现全球“善治”的目标。然而，近年来全球性新问题日益多元化凸显了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西方国家行为失范与公共产品缺失。西方发达国家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下的主要受益行为体，本应主动在全球治理中提供成熟的方案与可供选择的路径安排。然而，难民危机、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不少发达国家行为严重失范，不仅不能提供成熟的解决方案，反而加剧了一些问题的严重程度，把全球治理当作谋求国家利益的手段。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安全与发展等全球治理的基础议题上提供的公共产品严重不足，集体行动意愿减少。部分国家把是否提供公共产品与自身是否能获得极致国家利益挂钩，导致了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其次是全球治理机制应对变局能力不足。全球治理机制对于维护世界安全与促进地区发展十分重要。然而，目前的全球治理机制应对世界变局的能力存在严重不足。一方面，部分全球治理机构或单元在重大议题面前缺位或无法做出相应安排。世界主要国家退出部分重要全球治理机制后造成领导力不足，进而影响应对变局的能力。另一方面，现有全球治理机制越来越不适应世界微观治理格局。目前，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的重要国际机构在地区微观治理方面效果不彰。部分西方国家借助国际组织推行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治理方案或与自身利益挂钩的方案，造成地区动荡和发展迟缓。

　　再次是新兴市场国家难以承担全球治理重任。长期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掌控着全球治理权力结构，拥有绝对的全球治理话语权与影响力，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治理层面是后来者、跟随者，参与有限。尽管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实力与影响力较此前有了大幅增长，但在全球治理层面参与集体行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既有能力不足也有意愿不足的问题。就能力而言，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结构有不合理之处，抗风险能力仍然薄弱。就意愿而言，新兴市场国家有成为区域性大国甚至全球性大国的资源、产业、市场等基础，但仍没有做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准备。因此，在全球治理层面，新兴市场国家缺少参与重大全球治理议程的设置和方案设计的意愿和能力。在操作层面上，它们就更没有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博弈，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兴市场国家国际影响力的展现。

　　西方全球治理理念遭遇困境

　　全球治理是一种超越主权国家却没有“世界政府”资源支撑的治理途径。因此全球治理模式不可避免地有着大国协调或者大国主导的痕迹。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凭借其超级大国地位，创建了符合其偏好和利益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国际机制。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在西方盛行，它们也被作为治理范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广，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主导，严重影响了全球治理的走向，造成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克林顿、奥巴马政府向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并将新自由主义视为国家改革和治理的唯一路径。由于新自由主义过度强调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反对政府有效干预，导致一些推行新自由主义治理范式的国家经济发展停滞、贫富分化加剧、腐败蔓延和社会动荡等一系列严重后果。新自由主义引领的全球化反对国家间的互利性，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差异性，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缺乏参与国际竞争的经验和能力，带来的直接结果只会是发达国家继续维持其优势地位，而非共赢结局。

　　2000年以后，美国总统布什开始在对外领域推行新保守主义。在这一时期，美国等西方的全球治理理念更多以单边为主要特征，强调以单边干涉的方式而非依靠国际组织的方式推广西方意识形态，维护美国在地区问题上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虽与布什政府表现不同，但单边主义倾向更加凸显，藐视并放弃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立场，这直接导致了美国的全球治理模式走向极端单边化。

　　从本质上说，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维护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利益和美国主导下的全球霸权体系，它们都是以西方价值观为根本遵循，强调国家利益至高无上，全球治理需要服从国家利益安排，这必然无法带来一个公平、正义、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

　　中国探索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路径

　　在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风潮加剧、全球治理供需失衡的背景下，中国顺势而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为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为解决全球治理供需失衡、缓解全球治理民主赤字、填补全球治理发展缺位提供了新路径，体现了中国作为大国对人类命运前途的责任担当。

　　中国探索参与全球治理的新路径，着眼于全人类的发展理念，根植于发展中国家的丰富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建立主权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新秩序，构建共同治理、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新理念，打造包容共生、互利共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世界。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已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入联合国大会、安理会和专门机构的决议，成为广泛的国内外共识。

　　中国40年高速经济发展与完整齐备的制造业部门崛起，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一条也是最有希望的发展路径选择。而“一带一路”倡议正是中国向更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和基本途径，也是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实践方案。实施几年来，“一带一路”从写意到写实，从亚洲、欧洲到非洲、美洲，朋友圈不断扩容，吸引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丰富新型国际关系内涵。

　　除了“一带一路”之外，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一系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全球治理理念，体现了中国“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在全球政治治理领域主张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全球安全治理领域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的美好世界；在全球发展治理领域倡导正确的义利观以及以“公平、开放、全面、创新”为核心的发展观，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一带一路”建设实践，打破了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关系格局，走出了一条超越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道路，“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为破解全球治理困境、推动全球治理制度创新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人民日报海外版海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