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是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儒莲奖得主、汉学泰斗汪德迈先生91岁华诞。去年在汪公九十寿辰时，由其高足、法国阿尔瓦大学教授李晓红与巴黎中国文化中心教授李中耀贤伉俪做召集人，我们中法8位学者曾以视频聚会方式为汪公祝寿；今年适逢寿诞，又传喜讯——汪公折桂第五届会林文化奖，对他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在女儿尚达尔的陪同下，鲐背之年的汪公亲赴北京领奖。1月18日，当汪公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京师厅登台受奖，道出“我始终被中国文化的魅力所感染和迷恋，它让我情不自禁地为它的传播而尽心尽力”的获奖感言时，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

　　师徒“双星”福寿辉映

　　我与汪公的缘分，始于饶宗颐先生的寿诞。2013年12月，承蒙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副馆长郑炜明教授的盛意，我参加了以庆贺饶公寿诞为契机的第二届“饶宗颐与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汪公就是以饶公大弟子、大会第一嘉宾身份出席这次盛会的。在会议开幕式上，有幸观礼已是86岁高龄、满头银发的汪公第一个登场，面对他96岁高龄的饶宗颐师，作《中国思想中的历史观念》主题讲演，这样庄严而温馨的师徒“双星”福寿辉映的场景，的确永难忘怀，也让人浮想联翩。

　　以汪公早年的经历，似乎未必就必然会走上研究中国文化的道路。1928年1月7日出生于法国北部与比利时交界的村庄南威尔维克（Wervicq-Sud）的汪公，曾于1945年至1950年就读于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与越南文，同一时期还在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学习法律与哲学，1948年获汉语本科文凭，1950年获越南语本科文凭，1951年获哲学硕士与法律博士，也曾在越南西贡、河内，日本京都等地教学、任职。虽然汪公走上汉学道路，源于他的老师、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教授对他的栽培和器重，但正由于戴密微教授的派遣，汪公在1961—1964年得以在香港师从饶公，亲炙饶公《文心雕龙》《说文解字》诸课，开始研究中国古文字学和语言学，从此走上研究汉学之路。1975年，他以《中国古代政治结构与礼仪——王道》的论文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今天来看，汪公已经在涉及中国文化的多个学术研究领域取得辉煌成就。如甲骨文、儒家与法家思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国思想史以及汉字文化圈国家的文化史等，近年来对代表中国文化精神和哲学思想的中国书法也颇有研究。其代表作《新汉文化圈》《天》（与汤一介合著）、《中国文化思想研究》《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等被译为中文，部分著作还被翻译成韩文、越南文、西班牙文等多个版本。

　　汪公的主题讲演论文《中国思想中的历史观念》，我在开幕式前已经拜读，并着实为他厚积薄发而升华的要言妙道所震撼。记得先师郑文先生有言，天下文章，不外两种：小题大做，大题小做。小题大做不易，大题小做更难。按先师的说法，汪先生的论文，正属于大题小做类型。论文开篇破题，从中国由孔子《春秋》创立史学学术规范，西方希罗多德的“讲故事”即意味着历史，各自开启两种历史观传统讲起，并就语源学考索甲骨文“史”字，引出操行占卜即是最早的“史官”为“史”首务，清楚交代巫史传统中的中国历史记述的原始形态，再从占卜学到历史观念的演变，清晰勾勒以“感应”定律指导、受阴阳五行哲学深刻影响的中国历史观、宇宙观与西方历史哲学的根本分野。汪公的论文堪称高屋建瓴、要言不烦，表现了他力求从历史观本源建构的考察，对中西文化的本质精神与历史发展脉络的把握。我想，汪公是将最好的学术成果献给了恩师饶公寿诞，饶公寿诞也促成他又结新的学术硕果。

　　平辈论交奖掖后学

　　首度受教于汪先生，是我报告了自己的论文之后的休息间歇。

　　我向大会报告的是《虬髯客传》之虬髯客形象的考论文章。《虬髯客传》向被誉为“唐人传奇的冠冕”，但限于会议时长，我只做了点到为止的概述，自然也觉得意犹未尽。没想到，我由《虬髯客传》而涉及《水浒传》的一些“题外”话，居然惊动了时为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会长的胡孚琛先生，也引出了我与汪德迈先生及其弟子们的交流。

　　在胡先生的建议下，承蒙大会宽恩延时，使我得以简介个人对《水浒传》的浅见。我介绍了一些自己不成熟的观点，如认为司马迁写了到他生活的西汉时代为止的中国通史，司马光写了宋前中国通史，《水浒传》实际上是另一本贯通中国史学精神的“史记”，它从政治发生学与政治哲学高度突破了史书记载的局限，以悲剧的形式表现了对王权体制下“士”的生命追求与价值实现意义的全面性思考，是大写的“感士不遇赋”，是别样的“士”文化之潜隐“思想史”；如“水浒”生日文化与政治发生学的关系：“水浒”不仅写大宋天子感生神话，还专门构建三个生日叙事（徽宗皇帝为端王时赴小王都太尉王晋卿之生日宴；晁盖智取蔡生辰纲，对他姓名的命名当与徽宗生日有深秘关联；宋江大闹江州也在生辰纲时间节点），等等。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当时已是86岁高龄的汪德迈先生，也全场听完我的报告，并且特嘱他的学生李晓红教授，在本组报告结束后的会议休息间歇喊我叙话。这样，利用大会闭幕式开始前的茶叙时间，我与汪先生及他的学生李晓红教授、吴华教授等，就《水浒传》和《虬髯客传》等进行了交流。汪先生告诉我，他对我的报告感兴趣。记得他专门问到一个很小的细节问题，《虬髯客传》以李世民的虬髯塑造虬髯客形象，有哪些依据？我告诉他，“虬髯”本为“虬须”，语源依据来自曹操《杀崔琰令》指他“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西晋裴启《语林》依据相貌堂堂、有“万夫之望”的崔琰史实，创作了他代曹操接见匈奴使者，曹操“捉刀”侍立，而匈奴使者识得曹操为真“英雄”的“小说”，《世说新语·容止门》首篇予以收录；唐太宗据史载以“虬须”著称，杜甫的“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诗前四句“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须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就提到汝阳王李琎相貌酷似乃祖，诗句提到“让帝子”，所以，《虬髯客传》写虬须客让王出走，当也借鉴了杜诗。当然，虬髯客与李靖和李世民的关系，更多还是借鉴了唐人传说：李世民与李靖在能力层次可谓竞争帝王之位的对手。自然也受到曹操与崔琰实质关系的启发。我告诉汪先生，我曾经在《文学遗产》发表曹操“捉刀”叙事的考论文章；拙著《“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还收入《“胡须”作为权力意志的象征符号》的论文……

　　可惜，很快就到闭幕式时间了，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汪先生告诉我，下午他和他的学生有个预定的茶叙会，我方便的话不妨一起叙话。我自然很乐意有这样的请益机会，但由于联系不畅，我错过了这次茶叙，为此深感遗憾。

　　让我备感惊喜的是，第二天早上在宾馆大厅，我又遇到了汪先生和他的弟子们，于是有了延伸的交流机会。我谈了对汪先生论文的感想。汪先生告诉我，他对我从巫史传统追索“雨师”与儒家帝王师原型，发现宋江“及时雨”与“宋公明”命名的认识感兴趣。谈到作者对宋江的命名，仍然含有儒家关于“王道”理想的追求思想。李晓红教授接过我的话头说：其实，汪先生的《王道·第一卷·文化与家庭结构》《王道·第二卷·政治结构与礼仪》，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就陆续出版了，汪先生在这方面有很深的系统研究。新出版的《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是他自己最为看重、用他毕生心血撰写的重头巨著。他关于占卜是中国文化的源头，先有文字，后有文学，再后有意识形态，都是文人的儒学范畴的看法，令人深思。汪先生则十分谦逊地说，要多与中国学者们交流了。

　　当时已是耄耋之年的汪先生，依然保持如此旺盛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这让我很感讶异。而他绝不因为年高望重而轻视后学，乐意以平辈论交的姿态与后学交流倾谈，以热心奖掖后学、探寻真知灼见为人生乐事，也让我很是感动。当然，正如先生姓名所昭示，先生超迈之“德”，汪汪深广，非是浅学如我者所可妄评。

　　“传薪”弘道情证中原

　　2015年12月，为庆贺饶宗颐先生百岁华诞，我再次应郑炜明教授的邀请，参加饶先生的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汪先生则因身体原因未克莅会，但饶公寿诞与汪公，仍然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话语资源。因为饶先生的得意高徒郑炜明教授的盛意，我得以向饶公请益，而汪先生，则促成了我与他的弟子们的深厚交谊。从此，大家的交往中总离不开饶、汪两位先生的学问和身体话题，每次通话和微信聊天，总会问问二老近况，谈论他们学问的某一方面。2018年1月7日，李晓红教授组织大家为汪先生祝寿，大家期待他向已经101岁的饶先生看齐。而我们也确信，饶先生和汪先生必能以旺健的学术生命力做支撑延年益寿。

　　遗憾的是，就在2月6日，传来饶宗颐先生仙逝的噩耗，饶汪师徒学术“双星”辉映的情景，已经成为永恒的记忆！而汪公纪念饶先生的举动，则是“传薪”弘道，毅然于2018年4月以九十高龄赴中国高校等讲学，继续为他所挚爱的中华文化贡献心力。

　　此次讲学的单位包括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五所大学。汪先生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汪德迈先生与其高徒李晓红教授莅临郑州大学，为广大师生奉献的是关于“欧美汉学研究——法国汉学研究介绍”的精彩学术讲座。

　　汪先生的演讲主题为法国与欧美汉学，聚焦点却在中国文化情缘。他开讲就讲来到中华文化发祥地中原，圆了他人生的一大宿愿。当他追述法国汉学研究的开端与“国际汉学界的诺贝尔奖”——法兰西学士院儒莲奖的设立来源时，高度推崇的是从汉代丝绸之路以来中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深巨影响；也缅怀感恩与饶宗颐先生的相识和情深厚谊，庆幸自己与中国传统文学的不解之缘。当他讲到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和建筑都魅力无穷，像一幅美丽的画卷无比生动地展示在世人眼前，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文化都无法比拟的，研究中国文化也能促进法国文化的发展时，我看到汪公脸上露出了近似于孩童般纯真愉悦的微笑。在我的心中，一直回响着他对中原学子的谆谆寄语：要保护好这最美丽的中国传统文化，让世界文化因为中国文化而更加多彩，也让中国文化因为世界文化而更加丰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