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飞:俄国文学通史的汉语书写
2018年06月14日 08:5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14日第1472期 作者:刘文飞

    写一部具有国际水准和中国特色的《俄国文学通史》,一直是我们这些俄国文学研究者的共同愿望。2017年11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获得立项(项目批准号17ZDA283)后,我们备受鼓舞,又深感责任重大。

  中国的俄国文学史研究回顾

  一个语种的文学是由使用该语种的作家们创作出来的,而一个语种文学的历史却有可能用其他语种来书写;一个民族的文学是本民族文学智慧的结晶,而关于任何一种民族文学的阐释却是向世界上所有文学史家开放的。比如,中国文学有着两三千年的灿烂历史,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却出自一位俄国人之手,这便是1880年俄国汉学家王西里(1818—1900)在彼得堡写作的《中国文学史纲要》,此书已由南开大学阎国栋教授译成汉语。同样,作为世界文学中重要的语种文学之一,俄国文学的历史在中国也得到了持续不断的书写。

  俄国文学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进入中国,此后不久便出现了中国人撰写的俄国文学史,如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1924)、瞿秋白和蒋光慈的《俄罗斯文学》(1927)等,构成了中国的俄国文学史研究的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俄苏文学在中国广为流行,但让人颇为意外的是,当时却鲜有中国学者关于俄苏文学历史的描述,占据显赫位置的文学史教科书似乎就是两部翻译过来的著作,即布罗茨基主编的三卷本《俄国文学史》(蒋路、孙玮、刘辽逸译,1954,1957,1962)和季莫菲耶夫主编的两卷本《苏联文学史》(叶水夫译,1949,1956)。此为第二阶段。直到20世纪80年代,由中国学者编纂的俄国文学史著才陆续出现,相继出版了大量相关著作,有断代史和体裁史,也有文学流派史和文学史学史,形成声势浩大的中国俄国文学史研究的第三阶段,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曹靖华主编的三卷本《俄苏文学史》(1992—1993)和叶水夫主编的三卷本《苏联文学史》(1994)。

  俄国文学史的汉语书写迫在眉睫

  如今,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用汉语重新书写俄国文学史这一任务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又日益凸显出来,甚至成为一件既不得不做又水到渠成的事情。

  首先,俄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中最重要的语种文学之一,在我国更有着广泛的传播和深入的影响,无论是“五四”前后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进入中国,被鲁迅喻为“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还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苏友好时期所扮演的大文化角色,被茅盾称作“我们的导师和朋友”,乃至“文革”后期以“黄皮书”形式改头换面的登场,以及改革开放初期作为思想解放的推手之一在中国社会发挥的重要影响,成为数代中国人所谓“俄苏情结”的重要构成之一,所有这些现象均为世界文学交流史所罕见。对这样一种在中国有着强大影响的文学之历史进行描述,其意义甚至超出了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范畴。

  其次,中俄两国关系目前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的文化外交、人文外交乃至文学外交也如火如荼,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大部头《俄国文学通史》,必将为中俄两国的文化关系添砖加瓦,进一步提升中俄两国关系的文化品位,深化和强化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本书的写作因此应能成为中俄两国文化关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

  再次,无论是在苏联时期的学术界还是在西方的斯拉夫学界,俄国文学在很长时期里一直受到诸多非文学的解读和阐释,因此,俄国文学史较之于世界其他主要语种文学的历史,往往更需要“重读”和“改写”。苏联的解体使得“重写”俄国文学史的任务变得愈加迫切,对包括苏联文学在内的整个俄语文学的历史进行“反思”的需求或曰愿望,已成为全世界俄国文学研究者所共同面临的新问题。苏联解体后,苏联时期的文学史观遭到不同程度的解构,对作家和作品的重新阐释和评价一时让人眼花缭乱,所谓“回归文学”“境外文学”“自版文学”等内容纷纷“回归”文学史,使得传统的俄国文学史的内涵和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也使得我们不得不对俄国文学历史进行新的梳理和归纳、新的描述和总结。

  最后,在改革开放之后步入高校的一代中国俄语文学研究者如今大多正处于人文学者治学的黄金时段,他们中的一些人已获得世界性的学术声誉,陆续出版了大量俄国文学史方面的研究专著、译著和论文,此书的撰写和出版,既是对当代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队伍的一次学术检阅,同时也将成为这一代学人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学术智慧的结晶。

  构建俄国文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

  这是一部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俄国文学通史》,自然应该也必须是一部带有中国特色的《俄国文学通史》。我们用汉语来书写俄国文学史,意图在这样几个方面做出更多有意识的努力:首先,我们试图通过这套《俄国文学通史》的写作来体现中国学者的立场和观点,构建起俄国文学史研究的中国学派。比如,我们将在分析、解读俄国文学的文本和现象时更多地带入中国人的审美趣味和文学观念,将中国的文学传统和文学史范式运用于对俄国文学史的理解和阐释,我们也将把与俄国文学的中国接受史相关内容纳入叙述。其次,通过此书的写作和出版,展示我国俄语文学研究的强大阵容和学术实力。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有可能是全世界翻译俄国文学作品种类最多、印数最大的国家,与此相关,中国的俄国文学研究也达到了世界级水平。我们将在此书的写作中尽可能多地引用和体现中国历代俄国文学研究者的成果和观点。最后,我们将在俄国的俄国文学史观和欧美的文学史观两者之间居中调和,将两者的合理观点加以整合,形成一种“三合一”的俄国文学史描述态度。我国新一代的俄国文学研究者除俄语外大多还懂得英语,这使得我们有可能在这部《俄国文学通史》中同时借鉴、融合中国、俄国和西方三支俄国文学史研究力量的观念和成果,博采众长的心态有可能使我们的目光更为开阔,论述更为客观,结论更为合理。

  中国俄语文学研究界的同仁对这部《俄国文学通史》也抱有很高的期待,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邱运华建议,这部文学史在注重体现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艺术态度的前提下,可综合性地运用反映论、文化论、形式论等研究方法,并更多地关注俄国文学史中的民间文化因素。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建华认为,这部文学史必须具有原创性和开拓性,既有对俄国文学史的研讨,又要将其放在世界文学史尤其是欧洲文学史的创作语境里来考察,要吸收西方文论的研究成果。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黄枚建议,这部文学史要多吸收语言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尽量多一些文本分析。

  《俄国文学通史》分成六卷,具体分工为:四川大学刘亚丁教授撰写《10—18世纪俄国文学卷》,上海外国语大学郑体武教授撰写《19世纪上半期俄国文学卷》,南开大学王志耕教授撰写《19世纪下半期俄国文学卷》,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撰写《20世纪上半期俄国文学卷》,首都师范大学刘文飞教授撰写《20世纪下半期俄国文学卷》,首都师范大学林精华教授撰写《20—21世纪之交俄国文学卷》,首都师范大学于明清副教授负责全书体例统一和索引部分。

  在开始这部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的写作之前,课题组成员大多著有或译有俄国文学史著或与俄国文学史研究相关的著作,这也为我们这套通史的最终完成奠定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全书预计在2022年完成。

  “中国学者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

  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启动伊始,便已在国际学术界激起了不小的反响。全球斯拉夫学界最新一部俄国文学通史、法文版六卷本《俄国文学史》(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russe, 1987—2005)的两位主编之一——瑞士日内瓦大学教授、欧洲科学院院士乔治·尼瓦表示,将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

  在得知我们的立项消息后,俄罗斯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弗谢沃洛德·巴格诺院士“如坐针毡”,他要去了我们的立项通知书复印件,然后向俄罗斯科学院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提出申请,要求立即上马“俄国版”的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理由就是:中国学者已经走在了我们前面!据说,俄联邦政府对此事极为重视,迅速批复,由俄罗斯科学院俄国文学研究所牵头,成立了“十卷本俄国文学通史”编写委员会,编委会主任由巴格诺院士亲自担任。在我们的项目开题会在北京召开前夕,俄罗斯另一文学研究重镇——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瓦季姆·波隆斯基以该所正式文件的形式发来贺信,他在贺信中写道,这一课题获得国家立项,“这清楚地证明,中国俄语文学研究已在当今俄罗斯境外的俄语文学研究领域占据领先地位。我们相信,由中国一流俄国文学研究者编纂的这部六卷本俄国文学史著的完成和出版,必将成为全世界俄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个重大事件,将进一步拓宽这门学科的新边界。我们时刻准备对这个项目提供一切同事般的帮助,并祝愿此项工作顺利进行,成果丰硕”。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多卷本俄国文学通史”首席专家)

责任编辑:刘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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