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深刻影响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地位的不匹配，决定了它们必然是推动变革的主要力量，且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合作关系具有内在动力和长期性。不仅如此，面对当前世界变革中多边主义退潮，孤立主义与民族主义滥觞，金砖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对接成为实现互利共赢的必然选择。未来，金砖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对接面临诸多困境，但依然乐观其成。

　　困境制约

　　合作中有诸多困境制约。一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化建设滞后制约其行动能力。直到目前，金砖国家集团依然属于领导人引领性质的以论坛为主的决策机制，而凝聚金砖国家合作主要依靠共享类似的发展阶段和未来前景，以经济驱动和政治信任为纽带形成的特殊多边合作关系。由于金砖合作不是依靠统一模式来引领，由此造成非正式特点突出，合作成效差。金砖国家的区域发展战略对接，需要确定共同的规矩，但金砖国家一起确定共同的规矩困难较大，由于众口难调，导致机制化建设严重滞后。比如，中国与南非两国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利益契合点多，互补性强，南非也期待与我方深化“五通”合作。但是，南非土地产权不明晰或混乱，没有土地注册制度，土地使用容易引起纠纷；文化制度导致融合困难大，中国与本土南非裔合作非常少，大部分与当地白人合作或独资；非洲国家政策变化大，颁布了系列有利于南非裔的法案，如南非裔赋权法案极大抑制了外资，还有非洲国家实行外资管制，所赚钱财必须用于本土再投资；法制执行不到位，腐败严重等。

　　二是金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高度不一致，金砖国家经济基本面虽然近年来有所改善，但经济本身的脆弱性、风险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在金砖国家中，中国总体上已经成为一个加工制造业大国，创新驱动发展增强，而其他金砖国家总体上还是初级产品供给者，其中印度经济结构比较特殊，服务业占比较大，制造业规模小且粗放落后。另外，尽管金砖国家经济有较快发展，但在世界经济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处于中低端位置，这种国际产业链结构易受外部波动影响，对发达国家市场依存度高，经济自主权不足。总之，金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的显著差异以及各国经济结构面临的缺陷，都将影响金砖国家把经济上的影响力转化为政治上的共同行动。

　　三是金砖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弱制约集体行动力。贸易是金砖各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联系纽带，但金砖国家的贸易关系总体上不够紧密，贸易结合度平均水平较低，当前五国相互间贸易只占各自对外贸易总和的5%。不仅贸易潜力没有得到发挥，而且金砖国家间投资只占五国对外投资的6%，投资潜力远未充分发掘。同时，金砖国家间经济一体化程度低，没有建立诸如金砖国家自由贸易区等一体化合作机制。因此，不提高金砖国家间贸易的结合度和互补性，金砖国家就会缺少深化经济贸易合作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阻碍各国合作的战略升级。

　　具有合作共同基础

　　首先，金砖国家都是后起的新兴经济体和不同于美国体制的国家。进入 21世纪，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力。在过去20年，金砖五国都实现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根据2016年的权威统计，金砖五国人口总量、黄金外汇储备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等指标接近或超过全球一半，国土面积占全球的29.6%，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的25%，五国的贸易额约占全球的17%。金砖国家合作规模体量无疑会影响到世界投资和贸易以及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进程。其次，在价值观上，金砖国家传统上都不是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核心，也不是盎格鲁—撒克逊式的民主体制和华盛顿共识，而更靠近北京共识。这决定了扭转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以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机构中的弱势地位，只有依赖金砖国家加强内部合作，形成共识和建立稳定合作机制，才能在全球性治理机构以及全球气候变化、缓和地区热点局势等问题领域增强话语权，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权益，推动国际体系向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需要，也是后危机时代五国共同发展的一个安全选择。最后，金砖国家是第三次现代化浪潮的弄潮者，这决定了其在世界资源的分配上具有共同利益。在世界资源的分配上，金砖国家的共同诉求符合时代要求并具有群众基础，不仅是为满足金砖国家发展需求，也得到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在金砖国家厦门峰会上指出，“金砖合作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金砖国家之间还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只有金砖国家不断增强政治互信，加强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才能对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机制化建设需加强

　　当前，实现金砖国家战略对接，需要有效落实金砖国家相关会议达成的决议，迫切需要加快推动金砖国家合作向紧密联系的机制化转变。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程度如何？巴西学者苏雷希·辛格（Suresh Singh）和印度学者梅墨里·杜班（Mamri Duban）认为，金砖峰会如期举行、各种高规格会议和论坛的经常举行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运转，事实上表明了金砖国家已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机制化。当然，也有学者表达不同意见，有巴西学者和俄罗斯学者认为，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不具备正式国际组织机构所需的要素，是一个松散联盟，有必要通过设立常设秘书处加强机制化建设。我们认为，尽管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非机制化突出，各国在政策目标上存在分歧，但各国间超出预期的更广泛领域的务实合作必然会将机制化建设这一重大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没有充分理由对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过度悲观。金砖合作的南南合作的本质属性未变，金砖合作机制应成为南南合作机制建设榜样。为此，在完善现有的非正式化机制的同时，也应推动“软法与硬法兼施”的机制化构建，有利于降低内在不确定性。

　　当前，以功能性合作特别是公共服务型功能性合作为主的机制构建是深化合作的可行路径。中国应该在推进金砖国家机制化建设上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倡议下，必须在金砖国家内部明确强调彼此的一致性和与西方世界的不一致性，在这个基础上寻求金砖国家间更多的一致性和彼此能做什么而不能做什么，这个界限一定要搞清楚。比如不能与美国结盟、不在金砖国家内部树敌、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损害对方的利益、不要在意识形态上“拉黑”对方（相互间允许批评，但绝对不做评判）。只有在金砖国家内部明确了底线，才能更利于商讨开拓共同事务，确定业务运行的共同规矩，机制化建设才可顺利推进。当前，需要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加强多方面协调的机制化，以联合起来共同生产、提供本地区所需的跨国社会基础设施、制度、机制及区域性公共产品。

　　首先，要为对接提供新的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向世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该思想摒弃旧的发展和援助理念，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体现了中国发展同世界共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生命力。需要号召和引领金砖国家认可中国的这一理念。其次，推动组建机制复合体的决议执行模式。当前在第一阶段，大力加强金砖国家 “非正式机制+多边正式组织”的执行模式。如“非正式机制+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外汇储备基金”就是该执行模式的样板，今后还要大力加强，让功能性机制化建设落到实处。在这个执行模式下，可以加强多方面的功能性领域的务实合作。如可以优先在已有的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框架下商讨共建“芯片技术研究院”，这也是当前实现共同创新发展的需要。待时机成熟，可以向第二阶段“非正式机制+正式机制+多边正式组织”的模式深化。再次，引领提升成员国便利化与自由化。推动新的支付结算系统和评级机制建设，特别是人民币可以承担对接合作重任，化解区域合作的资金瓶颈，实现发展为导向的区域合作，并适时推进人民币跨境结算支付系统向金砖国家覆盖。同时，通过基础设施制造业产能合作，加强金砖国家间基础设施大联通。关于金砖国家“自贸区”问题，这属于制度性合作，本质上是政治逻辑演化问题，目前还不具备实施的政治经济条件。最后，深化金砖国家区域战略对接，还是要落实到组织机构建设及合作机制的实体化。应在继续完善现有的首脑会晤机制、外长级磋商机制、海关与交通运输部门、旅游等机构的部长级合作机制及司厅级工作组的常态化运行的基础上，特别是有必要在国家层面推动建立领导地区合作的常设机构，并建立更高级的地方领导人单独定期对话与会晤机制，调动地方积极性。

　　（作者系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