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冬，巴黎举办“朱迪特·戈蒂埃百年祭辰国际学术论坛”。笔者应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特邀，作题为《朱迪特·戈蒂埃：一个“转世中国公主”》专题报告，追忆这位法国才女为发展广义东方学、开拓汉学、传播中华文明所作的贡献。
朱迪特生前自诩“转世中国公主”，取与其芳名“Judith”的谐音“俞第德”三个汉字为中文笔名，表明自己秉德处世的志向。她在中国秀才丁敦龄的引导下，创作了以中国为主题的小说和剧本多部，并翻译了从西周、两汉到唐、宋等朝代的中国古典诗词，开西方作家融入中国文化之先河。
法兰西玉女与中国秀士的邂逅
朱迪特·戈蒂埃生于1845年，时值东西方交流重要时期。其时，突出表现在文学和绘画领域中的东方学艺术流派在西方蒸蒸日上。不过，那时人们对东方的兴趣和了解十分有限，拘囿于北非与近东，可称为狭义东方学。到了19世纪，东方学形成潮流，主要是西方国家向东方殖民扩张，同时交通随之发达的结果。欧洲列强的政治考量中，将东方列为中心，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雨果指出：“路易十四那个年代，人们都是希腊学者，现在则成了东方学者。”
法国当年流行的“东方学”（l’orientalisme），研究目标只是所谓“利凡得”的地中海东岸地区国家。中国地处远东，不属于东方学者研究的范畴。对中国文化的探讨称为“汉学”，或曰“中国学”（la sinologie），在19世纪下半叶才逐渐形成汉学研究阵容，常提及的有保尔·克洛岱尔、维克多·谢阁兰和圣佩韦，但朱迪特的贡献更为突出，应是广义东方学，特别是汉学的一位最早开拓者。事实上，与19世纪中叶在法国形成热潮的东方学相比，汉学在法国的历史要早得多，也常与中国文人的襄助分不开。如曾任路易十四中文翻译、被称为“促使欧洲汉学萌生的起因之一”的黄嘉略，就对孟德斯鸠巨著《波斯人信札》《论法的精神》产生了直接影响。可以说，正如黄嘉略为汉文化在法国的推广起到关键作用，朱迪特为中国文学在法国的传播同样作出了不容抹煞的贡献。
朱迪特的父亲是法国大诗人泰奥菲尔·戈蒂埃，其周围聚集一批文化艺术精英，犹如“众星拱月”。朱迪特容颜殊绝，天资聪颖，似《诗经》中的“西方美人”。她每天接触当年最出名的文坛秀士，其中有福楼拜、龚古尔兄弟等。在《龚古尔兄弟日志》中，就记载了作家兄弟在巴黎沙龙听到戈蒂埃的两个女儿朱迪特和艾丝黛拉用中文交谈，对此感到万分惊讶的轶事。在“朱迪特·戈蒂埃百年祭辰国际学术论坛”上，巴黎新索邦大学的赛茜尔·勒布朗女士在作专题报告《梦想的收获》时指出，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甚至迷恋上朱迪特，在其后来创作的歌剧《帕西法尔》中，把自己对朱迪特的柏拉图式相思定成了主旋律。
由于父亲的鼓励，朱迪特很快显出文学、艺术和音乐方面的才华。16岁时，她针对波德莱尔翻译的爱伦·坡散文诗《我发现了》，发表了一篇文采斐然的评论文章，惊呆了波德莱尔这位天才诗人。朱迪特后来写的有关中国艺术的文章进一步证实了她的潜力，同时很快明确了自己崇仰东方文化和艺术的意向。她作此抉择，无疑是受父亲影响。只是，她并不追随周围的东方学者，而是另辟蹊径，走上探寻中国及日本这两个远东陌生国家之路。这其中有一位中国人起了关键作用，他就是少女的家庭教师丁敦龄。
丁敦龄1831年生于中国山西省，18岁时考中秀才。不料家乡闹饥荒，逃荒中遇法国教士赈济皈依天主教。翌年，丁敦龄在澳门遇见一位法国外交官，此人告诉他，耶稣会士约-玛·卡莱在巴黎编纂《汉法辞典》，欲雇一名汉语根基扎实的中国人当助手，月薪150法郎。他欣然应允，于1861年8月乘邮轮抵达巴黎，住在卡莱居所，为其核对、抄写书稿，兼管家务。孰料一年后卡莱突然病故，致使从不出门、基本不懂法语的丁敦龄生计无着，又因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而有国难回。
机缘辐辏，丁敦龄被大诗人戈蒂埃收留在家当“清客”，教他两个女儿学汉语。丁敦龄对东道主充满感激，引导朱迪特领略中国古典诗词妙异，逐步掌握了遥远文明古国的不少知识。父亲大喜过望，称：“吾等均无才学，唯此女真有天赋”，把长女朱迪特视为自己“唯一寄托”，盼伊能圆他的“东方梦”。丁敦龄由此以“戈家中国人”一时名噪巴黎。戈蒂埃于1872年过世，丁敦龄依然是朱迪特的亲密朋友。他于1886年11月过世，葬在巴黎北郊的圣多昂墓地，朱迪特为老师操办了合乎礼仪的后事。
引西方读者“远赴中国，形同奔月”
1867年，朱迪特22岁上出版《白玉诗书》，辑合了近百篇她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其中有李白、杜甫、苏东坡和李清照的作品。她在《序言》里赞美中国是“诗歌的天堂”、“一个为诗人建立庙宇的圣地”。诗集旋即转译成德文、丹麦文和英文，作为“主导动机”（Leitmotiv）给欧洲浪漫派音乐大师马勒的第九交响乐《大地之歌》注入了神秘的灵感。《白玉诗书》初版，朱迪特署名“俞第德”，将之题赠给雨果。从1868年开始，她在报纸上连载长篇剑侠小说《帝龙》，塑造一个反清复明的英雄人物，叙事主线颇似中国“话本”。雨果读后写信给作者说：“您的文笔有力而优雅！远赴中国，形同奔月。您引导我们进行的是一次星际旅行。”法朗士评论道：“她有自己的寰宇与愿景，文风自成一体。这个境界即是远东，犹如钻石产于深邃矿脉的黑夜中，是在一个少女幽静的灵魂里形成的，让人清丽爽目。”
朱迪特一生中写了许多中国题材的作品。像伏尔泰从《今古奇观》里取材写《查狄格，或者命运》一样，她从中国文明中汲取灵感，收入《东方之花》的中国篇章《祭扇》即为一例。伏尔泰所选《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故事说，庄子视生命如浮云，妇人一无信用可言。他用试探其妻是否忠于自己来证实个人观点，妻子果然不忠，招致其厌恶。伏尔泰依照庄子的道家观点，嘲笑社会世风日下。然而，朱迪特不步伏尔泰后尘，反其道而行之，改写了庄子之妻的结局。在她的笔下，“不贞之妇”田氏死后变成了一只“自由鸟”，而哲学家庄子终未能得道成仙。按她的心愿，那鸟儿变成田氏的精神化身，公然向他发出揶揄的尖叫：“你笼里关着一只漂亮的蜂鸟，以为那就是她的全部宇宙，唯有你的灰胡子最秀美。愚蠢！愚蠢！你想束缚她的双翅，可是她看到了青春和爱的天空。”
无疑，这是对孔子主张女子“出嫁从夫”的尖刻批判，朱迪特不愧为女权主义的先驱。她指责孔子编《诗经》时，从中剔除了所有表达妇女争取自由的情歌。这兴许同她与高蹈派诗人卡杜勒·孟戴斯不幸的婚姻有关。对方自始至终玩弄她的感情，导致朱迪特对爱情绝望，将身心全部扑在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上。
朱迪特跟洛蒂合写剧本《天之娇女》。这是一出悲剧，也是一首赞美崇高的颂歌。作者臆想出清朝皇帝光绪跟一个明朝皇后的恋情，后者为其宗族的荣誉牺牲爱情，选择了自戕。该剧原本准备由萨拉·贝纳尔演出，但未能遂作者心愿。她谈论中国时，表现的是她同这个民族融入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旁观者。朱迪特还以中国元朝无名氏的《货郎旦》为蓝本，和洛蒂合编了《卖笑妇》一剧，将之移植到日本社会，情节扣人心弦，在巴黎演出数周，一票难求。尔后，朱迪特翻译日本诗歌，结集为《蜻蜓诗草》，被视为《白玉诗书》的姊妹篇。
法国汉学史上的薪火传承者
在反映朱迪特特殊“东方情结”的历史小说作品中，有受老师丁敦龄影响的《太平天王传奇》，有根据“香妃”轶事写的《天子宠妃》，有波斯英雄史诗《伊斯坎德尔》，以及描写17世纪法国远征印度的《征服天堂》。另有《篡夺者》《爱的郡主》《孟加拉女王》《白鸽》《一只白象的故事》《山中老者》和《布提法赫之妻》等。朱迪特留给后世的是一个浸润东方风情的异域世界，所涉疆域除了中国，还有日本、暹罗、印度、土耳其、埃及、以色列和波斯。展现在读者眼前的遥远东方，经常含有作者异想的奇特色调。诗人邦维尔评论说：“我们法兰西曾经有过非常杰出的女性。然而，我认为其中无人能超越《伊斯坎德尔》的作者。她的想象力和精神世界璀璨无比。”
1910年，朱迪特全票当选龚古尔文学院第一位女院士。她公然宣称：“我是一个中国女性，一个转世中国公主。”显然，这里的“中国”是她一生寄托梦想、希冀能自由生活的宿地。
朱迪特对中国感情真挚，促使她成为法国汉学史上的薪火传承者。35岁那年夏天，她在迪纳尔海滩遇到8岁的邻居乔治·苏里耶-德莫兰，热心教他学起了汉语。十余年后，她的努力结出硕果，乔治最后成为汉学家，写下30多本散文、小说和戏剧作品，如《杨贵妃》《孙悟空》《中国艺术史》等。乔治·苏里耶-德莫兰的另一重大业绩，是将中国针灸术介绍到了法国和欧洲，著有《中国针灸大全》。
1917年，朱迪特·戈蒂埃逝世，安葬在布列塔尼海岸迪纳尔的圣埃诺加公墓。她的墓志铭用“日来天”三个汉字刻写，意为“晨光自东方而来”。奉献墓铭者是受中华文明影响的阮福明。他原为安南阮朝国王，年号咸宜，因反对法国入侵干政，被殖民当局抓到阿尔及利亚软禁。朱迪特于1900年6月在巴黎世博会同他巧遇，十分钦佩这位受到印支民众拥戴的“英雄”，暗生情愫，双方异地通信长达17年。
朱迪特·戈蒂埃离世百年来，其著作几乎被遗忘。她对东方学扩展到中国、伊朗、印度和日本的贡献亦随之埋没。在当今国际学术界，谈到对东方文明的研究，人们重视亚述学和埃及学，醉心于对两河流域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的译解，很少提及朱迪特在欧洲努力传播中华文明的业绩。所幸这种局面已经得到改观，现今已有越来越多的朱迪特作品研究成果发表，使她一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不久前在巴黎召开的颇具规模的“朱迪特·戈蒂埃百年祭辰国际学术论坛”，更是向世界宣告了这位中法文学交流先驱的“价值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