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前段时间的“保温杯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中年”问题的关注，这种关注既说明了整个社会对中年人的过度期待，希望他们在事业、家庭中都成为令人依赖、崇尚的成功者，成为年轻一代的榜样乃至偶像，承担起作为整个社会中流砥柱的责任，但同时也隐含着社会对一些中年人的“失望”，人们看到了他们疲惫的生活，以及同样疲惫的思想和灵魂。实际上，“中年”问题不独是中国社会的问题，也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的一个世界性问题。所以，“中年”问题也是当代世界文学所关注的对象。让我们对俄罗斯文学中的“中年叙事”来做一个考察，从中也可以看出当代文化的一些共同问题。

　　历史转型与文学中的“中年”论题

　　作为有着深厚“人学”传统的俄罗斯文学对“中年危机”有着持续的关注，只不过关注点不一而已。在苏联解体前的一段时期，仍属于“解冻”的阶段，“中年”在那时是一个隐喻，它意味着成熟与反省。我们在田德里亚科夫的《六十支蜡烛》（1972）中可以看到，60岁的教师叶切文，一生培养了无数的人才，然而却有一个学生声称要“审判”他，称他为“社会病毒孳生地”，这使他从盲目的喜悦回到了深沉的反思：当年作为一个有威望的教师，他曾迫使一个无知的学生与蒙冤入狱的父亲划清界线；而这个学生22年来在背叛父亲的懊悔中成了一个酒鬼，并归罪于老师叶切文；这也就促使叶切文反省他引以自豪的教师生涯，在他的中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到底应当如何点燃第61支蜡烛。邦达列夫的小说《选择》（1980）提出的同样是中年反思的问题：拉姆津年轻时投降了德国人，中年后回到国内，无法见容于社会，同时也无法承受悔恨之重，最后选择了自杀；而另一个主人公瓦西里耶夫虽然自认为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但仍然遭遇中年危机，作为画家，美真的能拯救世界吗？面对现实的蜕变，他直到最后仍然在寻求最终的答案。

　　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历史时期，在文化转型的历史场景中，中年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理想化的“中年期待”问题。后现代语境将这一命题复杂化了，因为它往往与中年人的身份认同、自身重塑、自我实现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中年是人生的收获季节，到了这一年龄的中年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消除了年轻时代的青涩，进入到生活和生命创造的鼎盛期，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社会的价值取向。然而，中年又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人生阶段，激情退却，生命进程更多地受制于习惯的惰性、既有的思维方式。青年时代单纯、真诚、令人向往的“梦想”缓慢而毫无察觉地变得模糊，甚至变得面目全非。于是，俄国文学的中年叙事由“追寻”转化为“逃离”。

　　实际上，马卡宁发表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小说《逃离的公民》（1978）已经提出了这一命题。主人公帕维尔不能承受家庭事业的重负，与两个伙伴离开都市，逃入原始森林，试图过一种隐居的生活；然而，他们却无法彻底割断与世俗生活的联系，他们在“逃离者”、“破坏者”和“开拓者”的身份之间左冲右突，无法定位，最终走向沉沦。而在苏联解体之后的文学文本中，这种对历史场景的规避和逃离，就成为其“中年叙事”的主导话语。

　　逃离政治：中年叙事的重要声音

　　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中年叙事中的“逃离”主题体现在多个方面。首先就是逃离政治。

　　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政治是一种主导现象，而在政治生活的舞台上，中年人从来都是主角。有多少人为介入政治而殚精竭虑，又有多少人在政治的角斗场上铩羽而归。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中年叙事的一个重要声音，便是厌烦了政治角逐的中年人对政治的逃离。

　　在斯拉夫尼科娃的长篇小说《永生者》（2001）中，谢廖沙·克里莫夫的妻子马琳娜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女人，他对此深感失望、厌倦。他发现，一个即便是原本善良的人在无所不在的强势的公共政治话语中，也会将温情的家庭私人话语淹没。于是，他开始远离沾满政治气息的妻子，另寻所爱，出轨，成为他寻求情感满足的特殊方式；除此之外，这个曾有艺术追求的中年男人开始了在旧货市场的艺术品买卖生意。在对充满阴谋、尔虞我诈的社会政治生活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追求实惠下的平安苟且和情感的满足，成了这个中年男子确证自我身份的途径。

　　波利亚科夫的中篇小说《堕落者的天下》（1997）展示了一个颇具才华的科技工作者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对政治厌烦后的“人生突围”。作为一个从事航空航天研究的技术人员，无论是在苏联解体前的国家科研机构，还是解体后的商用直升机研发企业中，他都一次次成为权力政治的牺牲品。这个对国家和民族曾经抱有极大热情的中年知识分子，发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是以谎言与荒谬、损人利己，甚至是以施暴作为内容和形式存在的。因此，与克里莫夫相似的是，他也选择了对“物质利益”的占有来达到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遗忘。

　　但上述小说提出的命题是，政治固然无法满足克里莫夫们的身份感觉，那么，把艺术转化成一种生意，或者用技术去赚取利润，是否可以为被政治话语挤压的中年人带来稳定的自我意识呢？小说给出的答案是不确定的。

　　逃离社会：追寻个体的生命意义

　　作为社会存在的中年人不能不介入社会，他们承担的不仅是个体生存的责任，而且还有维护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责任；而自我身份的确认，也必须通过社会行为来完成。在这种境况之下，中年人就陷入了到底是要成功还是要良知的两难困境。

　　瓦尔拉莫夫在当代俄罗斯作家中，以描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见长。在他看来，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是否参与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而在于是否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现生命的意义。他的中篇小说《新生》（1995）中的“他”与“她”已结婚12年，置身于各自社会生活中的两人对事业、爱情和婚姻都已麻木，但是突然将至的孩子却改变了这一切。这个晚来的新生命来得如此鲜活、生动，乃至世上的一切对他都变得不重要了。当他们在前半生中不断地听任各种社会规则改造、规训，逐渐丧失对生活的感觉时，一种对新生命的渴望唤醒了他们的存在意识，从而在一种脱去了社会性外衣的简单生活中寻找到了生活的真谛。

　　在瓦尔拉莫夫的短篇小说《冬钓沃热湖》（2002）中，居住在莫斯科的叙述者始终在寻觅一处能放下生活行囊，让灵魂宁谧安然的乡土。在主人公看来，都市充满了繁华、热闹的社会生活，它的嘈杂、无序、喧嚣的骨子里都是虚幻的荒漠，而在乡间、林中、湖畔则相反，那里看上去荒蛮，内里却真实充盈，是中年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灵魂之屋。作家鄙弃被“媚俗化”了的社会人生，追寻让身心、思想、灵魂呼吸的自由空间，于是自然被看作是中年人首选的生存家园和精神归宿，一种近似宗教的、超越社会的存在，拥有实在具象的真与美的理想“彼岸”。

　　当然，瓦尔拉莫夫在他的创作中也提出了社会环境恶化的问题，那么，当整个人类生态都发生衰变的时候，厌倦了交际性社会活动的中年人，是否能够在个体的存在中获得充分的生命意义呢？这同样是个问题。

　　逃离家庭：一种“无望的逃离”

　　中年人拥有家庭中最多的身份，他们既是丈夫或妻子，同时也是父亲或母亲、儿子或女儿，无论是哪种身份，他们都是那个被期待最多的对象，那个要承担最多的责任主体，家也应该是他们心灵的港湾。然而，家庭如今在中年人的心目中与他们曾经理解、憧憬的那个概念已大不一样，已经有了更多的内涵与外延，它似乎离当年的梦想、希冀越来越远。于是有人厌烦了、迷惘了，有人抛弃了家庭，有人在游离，有人虽在坚守，但坚守也显得并不那么自信与从容。俄罗斯文学“中年叙事”的另一个重要命题就是：逃离家庭。

　　波利亚科夫的长篇小说《无望的逃离》（1999）讲述的是44岁的知识分子巴士马科夫试图三次逃离家庭的故事。在他身上，苏联解体后重新寻求自我的过程演化为逃离家庭的实践，一次偶然的婚外情使他深陷于乱情的渴望、幻想与疯狂。以世俗“欲望”填补心灵的“空虚”，消解精神的“无着”，成为巴士马科夫日常生活、精神乃至社会文化心理的“基本结构”和“内在动力”，一种生命迷惘后的“非常态”。但是，主人公离家出走的三次尝试，全然不是因为失去了爱，而是他事业不顺、家庭龃龉、心情烦躁的“次生灾害”，当然还有那种对“头发花白的斯芬克斯”年龄到来的恐惧。但是，源于个人欲望的躁动终究无法代偿一个知识分子对家庭应有的责任。对一种臆想的远离社会、家庭生活的追求与践行，只能导致他无尽的痛苦、煎熬，以及自我救赎的失败。其实，巴士马科夫从“另寻生计”与“另寻快乐”的两个方向走出家庭的尝试中，从未停止对家的眷恋，对妻子的愧疚和对女儿的思念，对一种能维系稳定的家的生存状态的渴望。显然，源于精神危机的任何逃离“家”的渴想都是无望的，难能自我救赎的中年男人最终恰恰需要家的拯救。

　　女作家托卡列娃的中篇小说《雪崩》（1995）中的钢琴家缅夏采夫声名远播，表面上看家庭和谐、美满，然而已入中年的他认为，婚姻之于他不过是生命中的一个必需品而已，人的一生无论是事业，还是生活都不断需要激情、浪漫、刺激。婚姻初期，他迷上了一个身穿超短裙的长腿姑娘，20年后他又邂逅了一个成熟、性感的女人，欲望最终如同“雪崩般”澎湃而泻。缅夏采夫对丈夫、父亲责任的逃离是以生命的需要、艺术的需要为口实的，又是在保持婚姻形式下完成的，所以他并无对妻子、家庭的任何歉疚。文中还有戏谑的一笔，缅夏采夫放纵情欲时每每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施虐欲，事后心中难免恐惧，心理医生给他的诊断是：这是“人久久被压抑后的一种自然释放”。女作家似乎是在用弗洛伊德的话语理论为中年人的逃离寻找生理借口。然而释放之后的恐惧又对这种逃离提出了质疑。

　　也许，中年人的逃离永远是无望的。成为中年人就意味着被套上了紧箍咒，当他无可选择时，只有风雨兼程，继续前行。即使等待你的仍然是一个未知的历史场景，你也只能继续演好这个场景中的主角，在矛盾与悖谬中走完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