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初建立以来，国际关系学科就一直门派林立、相互竞争、论战不断。迄今为止已经历四次论战：20世纪20—30年代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论战、50—60年代的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论战、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论战、90年代的理性主义与建构主义论战。每一场论战都是不同范式间关于理论假定、使用概念与解释方法的辩论，是对自我“进步”的肯定和对他者“退化”的否定。这样的争辩状态一方面促成了国际关系学科的成长壮大，从新兴走向成熟。但另一方面，范式间的相互隔阂与对立，也阻碍了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其发展瓶颈就表现为现代学术研究越来越与世界政治现实相脱节。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鲁德拉·希尔（Rudra Sil）和康奈尔大学教授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zzstein）意识到了这一现象，于2003年共同提出了“分析折中主义”（Analytic Eclecticism）概念，并于2010年出版《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一书，试图重组并融合国际关系研究三大主流范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从而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现实提供真实全面的解释。

　　前提与背景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国际关系学经历了从隶属于历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子学科成长为一门独立成熟学科的学术变迁，其间一直深受理论流派论战或曰“范式之争”。可以说，国际关系学科中理论流派的范式之争，自始至终伴随着该学科的成长与发展。在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mual Kuhn）看来，“不同的范式之间不存在一种中立的、客观的、可用于比较两者优劣的中性语言，两者间是‘不可通约的’”，范式间的争论即起源于该“不可通约性”。所谓不可通约，由法国哲学家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于1954年提出，由于构建不同理论范式时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假定各不相同，那么这些理论范式中享有的概念、术语、标准也相互不可替换。从具体意义上的概念和术语，到抽象意义上的评估与标准，这种不可通约性随处可见。

　　在国际关系研究传统中，要建立一个理论范式，就必须把某一个领域与其他领域隔离开来。尤其是当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遭遇危机，或当该学科面临急剧调整与转型时，以批判或反思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科学哲学相较于其他以应用为目的的学科而言，更容易被引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估、改进及创新之中。这也是历次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辩论后带来学科跃进式发展的原因所在。

　　国际关系传统范式间的“不可通约性”，使得国际关系学的范式研究陷入困境不能自拔。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所言：“国际关系领域一直受制于一个错误的观念，即好的学术研究必能被工整地划归为互不相容的理论范式。”国际关系各理论流派至此画地为牢、各自为营，将“无聊的评论、言语的攻击和几乎不加掩饰的幸灾乐祸”自诩为“学术创新与进步”。范式间互不相容的特征决定了其彼此之间难以取长补短，削弱了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对处于变动之中的复杂现实世界的解释力，也制约着国际关系学科的知识积累与进步，成为国际关系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学术瓶颈。

　　风格与特征

　　2003年，希尔和卡赞斯坦共同提出分析折中主义，为范式间的融合提供了可能性思路。所谓分析折中主义，指的是试图辨析、转化并有选择地使用不同理论和叙事中的概念、逻辑、机制、解释等要素的研究方式。通过挖掘不同理论要素间的实质性联系和实践相关性，试图弥合现有主流理论范式间的对立与鸿沟，解决这些范式本身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不可通约性。

　　一是问题提出的开放性。提出的研究问题具有反映复杂现象的开放性特征，而非以改进范式研究或填补范式空白为目的。范式导向研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如有助于创新理论的推陈出新，有助于复杂现象的简约化与线条化，但由此也带来不少问题，如会导致问题解决的“单一”与“简化”，出现认知偏差与决策失误。

　　二是因果机制的多重性。范式研究侧重的是现实的某一特殊领域或单一因果机制，如现实主义的权力互动关系、自由主义的制度互动关系与建构主义的观念互动关系。在本体论假设上，传统范式研究往往存在“行为体与结构”或是“物质与观念”之间的分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阿隆·弗利德伯格（Aaron Fridberg）认为，国际政治是由多重因果机制同时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分析折中主义将不会再以本体论的争论为首要任务，而是试图构建以解释一组具体经验现象为首要目标的“中观理论”，介于日常研究的具体层次与无所不包的系统化的宏大理论之间，发挥沟通现实问题分析与元理论探索之间的“桥梁”作用。

　　三是研究成果的实践性。分析折中主义提倡构建与真实社会“实际对接”的理论和叙事，推动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实用主义转向”。首先，在实用主义的指导下，分析折中主义反对过于抽象或呆板的基础性理论，提倡关注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以及社会环境的多样性，推崇对实践有用的知识。其次，分析折中主义强调理论知识观点的调适性与包容性，要根据现实生活的变化做出调整，要不断推动与其他学科和知识的对话交流。

　　简言之，分析折中主义以实用主义为指导原则，以实际问题为研究导向，以范式融合为分析框架，以实践运用为终极目标，通过明确与真实世界密切相关的开放性问题，将不同理论范式中的因果机制相结合，从而得出能对复杂现实问题更具解释力的结论。

　　实践与运用

　　分析折中主义的提出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国际关系学科的核心主旨与主要关切应该是国际问题本身，其背后隐藏的理论范式与方法论，归根结底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与落脚点，而非问题本身，不能从根本上代替我们对所面对政治问题的实质性探讨。只有将理论与现实进行“无缝隙对接”，才代表着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方向，才能给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而实现“对接”的关键，就在于实现不同范式间的“融合”，“将社会变化的物质的、制度的和文化的方面融合在一起”。现实主义的权力因素、自由主义的制度因素、建构主义的观念因素，均可以实现不同程度的融合，形成“两角解释模型”或“三角解释模型”以及与解释模型相应的多种解释方法。这类分析模式，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牺牲了理论的简约性、单一性与规范性，但却更能接近外部世界的真相，更合理与全面地提供决策建议。

　　当前国际政治中所有重大问题，如国际层面上的全球化问题、国际体系与秩序转型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全球治理问题，地区层面上的东北亚（朝鲜核武器）、东南亚（南海领土与主权争端）、中东（巴以冲突、叙利亚动乱）、南美洲（发展停滞）问题，都可以从范式融合的分析视角来进行阐释与说理。单一范式的论证模式，在某种程度上难以还原事物真相。而将权力结构、多边制度和观念认同三个变量进行整合，或许可以为问题的形成与解决带来新的启示。如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缺失既源于相关各方的利益分歧，亦源于其彼此间对自我与他者身份认同的缺失，而这种认同又是需要通过机制化的交往来奠定的。而美朝之间身份认同的错位与落差，更进一步加剧了双方对于权力结构落差的认知，继而影响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进一步调整。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分析折中主义与范式融合模式似乎更接近复杂现实世界的真相，但也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缺陷，即没有边界、观点模糊、方法混乱，等等。正如单一理论范式的“简约之美”带来了“解释乏力”，分析折中主义的“兼容并蓄”也带来了“结论之惑”。但也许正是由于优越性与局限性相伴相生、相辅相成的特征，才为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