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官方声明中，一方面申明应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地位出发，承担和提供与自己地位相对称的全球公共产品。这种宣示实质上反映了我国自身实力与国际期待之间需要一种再协调。作为一个崛起国，我们需要充分评估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有利条件、不利条件，以及与其他大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这是中国积极投入全球治理的必要前提。
作为新兴国家，中国曾长期享受了后发优势的红利，从全球化中获益良多，比如引进现代化技术、借鉴国际管理经验、学习市场经济制度、自由贸易规则、航海自由与稳定国际安全形势。然而，当前全球秩序出现一定混乱、中国自身实力显著增强的时候，国际社会与中国更期许能够有更多中国式的全球公共产品出现。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有利条件
其一，霸权国领导力量弱化，全球治理危中有机。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维护了战后经济秩序的稳定、有效，另一方面美国的“供给红利”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在巨额的铸币税率收入、国际声望、软实力方面取得了显著优势。然而自冷战结束后，美国自身的战略注意力被传统安全问题分散，特别是对“9.11”事件的回应标志着多边主义的式微，在“京都议定书”事件、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美国单边态度对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合作带来了负面冲击。根据美国国防部网站数据统计显示，美国全球公共产品开支（国际发展/人道主义援助开支）相比国防开支的比率不断下降，从1965年的6.5%，下滑到1996年的3％左右，而到2008年则仅占国防预算的2.6％。另外，美国作为全球霸权国家，在独自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同时出现了将其私物化的倾向，导致人们对一国单独提供公共产品动机的怀疑。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诸多国际公共组织，打上了西方中心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烙印。对此，作为崛起国的中国更应当把握机遇，积极成为全球治理的补位者，而不是缺位者。
其二，新兴大国被寄予厚望，主动供给全球治理乃众望所归。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大国越来越成为一个服务型角色，而不是支配型角色。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陷入不同程度的内政泥潭之中，自顾不暇，其供给新型的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都受到一定打击。而与之对比鲜明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秩序的参与和关切度越来越高，这种国际格局转换过程中的“一降一升”，给了中国填补全球公共产品漏洞的机会。对中国而言，世界各国普遍认为全球事务离开了中国的参与，将无法得到真正解决，这种国际社会的期待与支持是中国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有利因素。
其三，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严重滞后，国际需求增大。当前国际社会存在严重的“治理赤字”，这直接反映了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短缺与国际需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就此曾忧虑地指出，全世界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巨大，仅每年因公共产品供应不足造成的损失就达上千亿美元。全球公共产品的缺口与供应端疲软有关，包括供给不足、供给失调、过度使用和破坏及未充分利用等现象。这些不足和缺口，为中国创造性地承担大国责任提供了空间。
其四，中国民族复兴的自我期许强化，参与全球事务的动力增强。长期以来，中国历史文化都强调“天下为公”的世界情怀，这与全球治理的全球主义意识是相通的。如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众多初级产品的最大买家，其参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意愿持续增强。这种自我期许的内部动因来自于国内相关价值取向转变、国家利益海外化的保护需求；外部动因来源于国际权力的结构转移、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困境和国际社会对中国贡献的预期效应的扩大。
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制约条件
我国主动向国际社会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自然逻辑延伸，也是时代赋予我国的重要课题，然而，中国供给全球公共产品面临各种挑战与压力。
第一，国家实力发展不均衡，制约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范围与力度。过于强调整体性经济指标，容易使我们对当前的发展阶段产生模糊认识。面对自身实力的不足与发展困境，中国必须客观冷静地评估，一方面认识到中国崛起引发全球震动，须抱持战略耐心，认识到国际社会诸多国家接受并适应中国崛起仍需时间；另一方面，经济总量位居全球前列并不等同于世界经济强国，经济强国并不等同于世界大国，我们也不可高估自己的战略地位。
第二，面临霸权国的既有优势与战略挤压。传统的公共产品定义围绕消费的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透视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集体行动困境。但是，该定义忽视了供给方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实际上，争夺全球公共产品供应权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从历史角度来看，全球领导权之争开始是建立在对有形资源（土地、矿产、资源、原材料）的占有上，而全球化时代已经演变为对无形资源（贸易权、话语权、主导权、太空权、网络权等）的控制为主。当全球领导权转移时，霸权国与崛起国在传统领域冲突明显，而新兴领域则阻力较小。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应该把握世界科技、经济发展大势，站在时代的前沿，积极开辟新的竞争领域，在新领域中捷足先登，占领先机。
第三，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分化，中国国际话语权仍显不足。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非国家主体崛起并参与议程和规则的制定、遵守、监测和执行过程，这与全球化时代的经济自由化、技术扩散和知识权威的分散密切相关。总体上，国内社会对公益精神的弘扬仍相对滞后，在制定全球规则、贡献思想方案、发出重大倡议方面话语权不足，广大国民素养与全球化视野及日益强大的国家实力不相匹配，突出体现在尊重与关心差异文化的精神淡薄上。为此，在学习、理解和接受国际规范的基础上，确立中国的世界观，创建中国特色的国际话语体系则显得尤为迫切。
第四，受全球化负面影响冲击，中国本身需要全球公共产品的援助。全球化进程加剧了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风险，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一定程度上遭受发展脆弱性的挑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期面临各种治理压力，先天和后天不利因素相互交叠，增加了发展的脆弱性。
公共产品具有供给竞争性
实际上，尽管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但是全球范围的公共产品供给却具有一定的竞争性。为了争取他国认同或塑造自己的领导力，主动供给公共产品是很多大国追求地区性领导权与全球性地位的惯用方式。当崛起国供给的公共产品与霸权国存在较高同质性时，在同一个领域就可能产生公共产品供给权的竞争。
中国有关学者认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有两种情况。一是地理上的公共产品供应竞争。如冷战时期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巩固对自身阵营的公共产品供应的同时，始终保持对中间地带和对方阵营的进攻态势。二是领域性的公共产品供应竞争。不同的公共产品供应方拥有不同的公共产品供应比较优势，同时又尝试将自身供应的国际公共产品的范畴予以拓展。对美国而言，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对他国领导地位的威胁就越明显，可能会挫伤美国的霸主地位。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指出，“到2010年，很多人担心中国会很快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超级大国，这种过度反应令人想起早些时候日本的例子”。这也正是美国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美国正是出于对“溢出效应”或“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担忧，试图以“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推回去”。作为崛起国，中国的国际利益与传统大国之间既有分歧也有重合，如何学会柔性地调和自身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张力，是中国迈向全球大国的必经考验。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与外交新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