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是史学研究基本特征之一，史料之于史学探究具有根基性的价值和意义，二者均为历史学这门独特的知识、学问或学科的特有性质所决定。史料的种类与形态具有多样性，而以文字形态留存下来的书面史料是最为珍贵的种类之一。一方面，它所蕴含、传递的历史信息更为丰富，更为深刻；另一方面，它自身独具的形态和水平也是往昔人类社会存在状态和文明变化、演进的一种展示。因此，在对加洛林时代历史的探究过程中，书面史料便是我们认知、重构、判断的最为重要的依据和材料。

　　所谓的“加洛林时代”之时限为8世纪初至10世纪末。从时间维度上看，它属于西方中世纪早期，长度占西欧中世纪历史的四分之一左右。初期，加洛林王朝从弱到强，持续对内整合、对外扩张，强势崛起，并建成了一个统治着数十个民族或部族、囊括了120万平方公里庞大的帝国。9世纪中叶，帝国崩析，陷入长期衰微状态之中。其间，西欧中世纪社会基本结构定型，别具一格的西方文明逐渐形成。故而，长期以来这一时代便成为西方历史、西欧中世纪史、西欧封建社会史和西方（欧洲）文明史的重点研究领域。

　　有目的地对这一时代史料文献的蒐集、整理，肇始于15、16世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及至17、18世纪，史料文献的蒐集者成为当时西方社会大规模的文化事业“博物运动”之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进入19世纪后，加洛林时代文献整理达至最为辉煌的阶段。经数百年整理与学术研究，加洛林时代史料文献的基本状况逐渐显露出来。

　　从数量而言，以“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对这些以文字形态文献遗存状态加以形容，当不过分。然其数量究竟有多少，各家估计颇不相同，较为宽泛的估算有5万多种，较为谨慎的估算也在1万种左右，可谓蔚为壮观。虽泥沙俱下、良莠不齐、文字艰涩、价值不一，然其中具有史料研析价值的文献数量，当不在少数。仔细推究，又可将其分为一般、基础、重要和核心等四个层面或档次。

　　从类型而论，种类繁多，形态芜杂。有编年史、年代记、帝王传记、教皇传记、圣徒行传以及各修道院和主教区的史乘；有王室法令、法规、文状和各类日耳曼法令、文件以及许多官方、非官方的信函。此外，尚有叙事体诗歌、神学和道德说教方面的论说等等。

　　从编纂角度来看，编纂主体包括教士僧侣和俗人两类文人史家；其编纂形式有既有集体同时编纂，也有多人前后接续式编纂，还有个人独撰类的史著；而其性质则分别具有官方、半官方甚至私人著述等不同品性。

　　中国学界对于加洛林时代历史的认知和研究相当薄弱。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国内学界在此领域的大多数成果皆根据欧美、苏联史学界的学术文献，而非第一手的史料。即或存在一些相关的迻译著述和史料选编，亦处在一种“碎片化”和“简陋化”境况之中。在加洛林时代的研究领域，中国学界长期徘徊在通史、简史的概说层面上，全无断代史、专门史所应有的深度和细腻。究其缘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对这一时代史料文献的掌握和认知。

　　紧紧抓住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大发展的时代契机，充分体悟国家对学术发展、学科建设和文化需求的迫切性，产出具有时代性的充满文化自信的高水准学术成果，乃是中国学术界的重要使命。而重视对域外各种文化、文明的认识并加以系统深入研究，乃是这一使命的基本组成部分。就推动加洛林时代的学术研究而言，当以加强对该时代的史料文献蒐集、整理和研究为重要突破点，以此为基石推进对中世纪早期西方社会、文明历史的整体认识。

　　一是梳理、追踪。借鉴国际优秀成果，通过对异度时空下这一时代遗存文献的梳理，做到对其状况、规模有基本的了解。通过对近200年国际学界在此领域的发展脉络和前沿状态的追踪，对其有一个大体的把握，进而寻求与千年之前西方中世纪编纂史家和近代以来欧美译者之间展开一场双重维度的持续性学术对话。

　　二是筛选、建构。力争尽快改变现有的“碎片化”和“简陋化”局面，以能够反映加洛林时代历史进程基本概貌并载有这一时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要历史运动内容为一级筛选标准，以年代、类别、作者和品性为二级标准，兼顾国际学界前沿动态、优秀成果和目前国内学术探究的基本需求，筛选出一批核心性的历史文献进行汉译。初步形成一个基本展示出加洛林时代史学编纂的整体状貌，又可在时空双重维度上覆盖整个加洛林帝国发展变迁进程的汉译历史文献系列。

　　三是探求、解析。加洛林时代文献编纂的方式、方法、特征等，只能蕴藏在该时代所产生的那些著述之中。只有从对各种史料文本的具体研读、释解、分析之中，才能获取对其切实、准确的认知和准确的判断。如此，方可从以往中国学界对这一时代史学研究多依据“他者叙述即后人或别人的叙述，完成向“自身叙述”即加洛林时代本身的史料、史著直接研究的转变。同时，在对文本的研读解析中，汲取中外历史文献学的启示、营养和模式，初步形成加洛林文献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学术研究方向。

　　四是深化认知。在汉译和研究两大工作之间，建构起文本—研析—汉译—阐释的学术逻辑。在对加洛林各种史料文献的内容和体裁探究的同时，须将目光深入，对其修史主体即编纂者在修史中所秉持的立场、心境加以考察，对其修史的技巧予以审视，对其所撰史著的文本流传过程和影响进行梳理、考证，对其内涵深入辨析，探究各种文献之间的相互关联。从纵横两个方面，对不同文献所载的诸多事件、过程、人物的叙事内容加以比照、参校，或可发现某种疑惑之处，或可得出某种定论。还有一点甚为重要，即在对加洛林时代各种核心史料文献的成就、特征予以评估认知的同时，绝对不可将其作为确凿无疑的定谳，必须对其局限、片面和缺欠等保持清醒而客观的意识。

　　五是客观判定。从历史学、文献编纂学、史学史和史学思想等角度和层面，对所选加洛林文献形成的历史背景、基本编纂方式、基本特征、基本成就、基本地位等展开多维解析。同时，还需从文化史、社会史、文明史甚至圣经学、宗教学等多重角度加以透视与观照，对各种史料文献的内涵、意义予以全方位、多层次的充分开掘，进而获得立体的真切认知。力求在对这些史料文献本身独特的记载内容、编纂体例、叙事方式、文本流传等诸种特征加以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一方面将其纳入对中世纪早期特别是“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的法兰克文化状况和样态的认识过程之中，丰富完善对这一时代的整体认识。另一方面将其置入整个西方史学发展演化进程之中，通过与前后各个历史时期史学成就的比对，对加洛林时代的史学成就和历史地位予以重新辨析和评估。强化加洛林史料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不仅对中国世界中古史学科的发展极为重要，也可为中国学界关于西方中世纪文学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学科和研究方向提供基础性的史料文献，促进其扎实地成长与健康地发展。

　　六是人才培养。对异度时空下的西方中世纪早期史料的迻译、解析和探究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作，需具备相当完备的学识、丰厚学养和较高修为方可胜任。目前中国学界在这一领域学术力量相当薄弱，后续储备更是乏力，业已对学术进一步发展构成严重制约。如何调动各方面要素，尽快锻炼、培育、组建起一支专门的学术队伍，初步建构起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态势，是我们今后又一项重要的工作。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法兰克时代核心历史文献含义与研究”首席专家、东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