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夷”既是地域概念，也是文化和民族学意义上的概念，是地域、文化和民族三者的综合体。南夷地区包括西汉时的犍为郡南部、牂牁郡大部和益州郡东北部，大致在今四川宜宾以南、云南文山以北，贵州中西部（贵阳、遵义、都匀以西）至云南曲靖及其相邻地带，以黔西滇东地区为主体部分。就南夷概念而言，是汉人尤其是其上层精英人物从当时汉朝的疆域形势出发，对本区域战国秦汉时期复杂社会文化、多民族群体及其关系、历史发展变迁及其历史地位的综合理解。“西南夷”“南夷”“西夷”这些概念的产生和具体的理解、郡县划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反映了汉人对战国秦汉时期南夷这个特定历史文化区的认知水平和统治策略。
以文化特征的分类研究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把南夷土著文化遗存分为可乐类型、中水类型、八塔台文化、铜鼓山类型、石洞村·大逸圃类型，详细梳理了各文化类型的特征、时代关系、文化内涵及其发展演变过程。
第一，土著文化在小区域内形成了各自的多样性和独立性。中水类型、可乐类型、八塔台文化、铜鼓山类型、石洞村·大逸圃类型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独立性很强的区域性文化。这些文化类型在墓葬结构、葬式和随葬品内涵、居住形式和铸铜技术等方面都有各自的发展演变过程和特点，整个南夷地区土著文化没有形成普遍一致性。各区域土著文化并列发展，难分高下，看不出有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区域之间的文化联系微弱，交流和信息传播稀少、缓慢。
第二，各土著文化具有特定的共性。墓葬都为土坑竖穴式，规模小，随葬品普遍贫乏，青铜制作技术水平相近，发展缓慢，铜器种类以武器和装饰品为主。战国中晚期，墓葬规模很小，差别不大，都属于中小型墓葬。各类型文化墓葬的随葬品都比较贫乏，有比较多的空墓。战国末期至西汉前期，各区域土著文化继续发展，石寨山文化和巴蜀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影响有所增强，这时期中原文化已经进入，以铁削刀和铜带钩为主。西汉中晚期，土著文化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随着巴蜀地区原有文化与中原汉文化融合而形成了新型的汉文化，在汉武帝开拓西南夷的背景下，强烈输入本地区，随葬品中有相当数量和种类的汉文化因素。西汉末期至东汉初期，墓葬发现不多，先进的汉文化强劲输入，导致土著文化被渐渐消解取代。
第三，由于周边的石寨山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的相对先进和强大，南夷各文化类型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这种文化关系的实质还是同质文化之间长期的接触与融合。石寨山文化是云贵地区最发达的土著性文化，对整个南夷地区都有影响。楚文化因素比较隐晦，在八塔台文化中有较明显的体现，这可能与战国晚期以庄蹻为首的楚人入滇有密切关系。巴蜀文化更是西南强大的土著性文化，但巴蜀文化因素主要在可乐类型和中水类型中存在，影响范围似乎还没有跨过乌蒙山脉。
以上几种文化关系就是当时南夷土著文化与周边文化之间接触融合式发展的具体表现形式。在这种文化格局中，八塔台文化所在的曲靖盆地地理条件比较优越，位置居中，北与可乐类型和中水类型邻近，南与石洞村·大逸圃类型、铜鼓山类型邻近，西与石寨山文化毗邻，是石寨山文化东进北上、巴蜀文化与汉文化南下西进的中转站。
以自然生态属性的分类研究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把南夷地区汉移民遗存分为横江流域及其邻近区域、北盘江发源区域、赤水河流域及其附近区域、乌江上游鸭池河西部支流区域、乌江上游鸭池河南部支流区域、南北盘江流域之间区域、右江上游区域，分别梳理各区域文化特征、发展演变。
第一，受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从汉武帝开拓西南夷至东汉晚期，墓葬都沿乌蒙山脉东西两边主要河流及其支流纵向由北向南线性分布，但又成片集中在几个相对独立区域内。早在南越国时期特定时代背景下，已有秦始皇时期迁入的内地移民中的贾人或手工业者，由桂林郡进入南夷夜郎与南越国境，与土著杂处。他们扮演了沟通南越国与南夷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实为最早进入南夷之地的汉移民，至西汉晚期已与土著有很深的文化融合。汉武帝设置牂牁郡后，这一带被纳入管辖，在两广地区和西南地区汉文化的交互影响下，逐渐走上与南夷主体区域汉文化相似的发展轨迹。
第二，各区域汉文化发展具有延续性和稳定性，看不出断裂现象，这说明汉人社会内部的协调机制比较完善。先来后到的不同身份的汉人在共同信仰体系和郡县制度及其相关移民保障措施下，被迅速组织起来，从而保证社会发展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与此同时，这样的移民社会是开放的，随时接受从汉文化中心区域之一的四川盆地而来的文化，能与整个汉文化保持基本一致的发展步调。但是，汉移民在南夷地区建立起来的社会，还须与土著社会建立友好和谐关系，在生产生活资料和生存方式技能等方面长期依赖土著社会。所以，汉移民社会是一个与母体社会不同、更能适应地方的新社会形态，它可以促进汉文化与土著文化近距离接触，长期和平交流互动，因而更具生命力和新内涵。
第三，各区域汉移民社会之间由于汉王朝统一的政治设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各区域土著社会的政治与文化，较快推进了当地社会格局的变迁。除了与整个汉文化保持统一性外，还形成了新的地方传统，如东汉以后在各区域广泛存在的动物祭奠方式、复杂的合葬方式、生存居住方式、夷汉族群长期和平并居与文化互动融合等。各区域都拥有比较丰富的文化内涵，彼此之间看不出有中心与非中心的明显区别，似乎都并列处于同等层次的发展水平。这与政治上郡县制的等级关系有些不协调，暗含着东汉中晚期郡县制实行的松弛与地方各大姓势力的增强。相比之下，横江流域的赫章可乐和昭通一带，汉移民文化分布密集程度更高，内涵更丰富。这与这一区域距四川盆地较近且处于南夷道附近有关，同时也与政府对当地丰富的铜、银资源的开采和铸造活动有很大关系。
社会学视角下南夷区域早期文明化国家化进程
南夷地区从战国中期开始，社会不断分化，文明化进程不断加快。到东汉晚期，完成了民族关系与文化的重构，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确立了本土社会文化结构和政治模式。汉文化并未改变原先多族系族群交汇融合发展的历史轨迹，而是在这个轨迹上强化了交汇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这段历史是一个连续的逻辑整体，是从土著社会形态向新的文明形态演进的逻辑整体。不管是土著还是楚众和汉移民，也不管是周边文化还是汉文化，都是本土化主体性社会文化构建中的有机体。
土著社会内部的浅层次发展、各区域之间的并列发展和周边强势文化驱动发展，形成了特定的文明化进程模式，即基于生存的开放—融合模式。南夷土著社会的开放性与落后性兼具，注定汉文化要发挥推动其进步的主导作用。汉人进入后，夷汉之间不断磨合，形成了一种基于汉移民及其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族体三位一体的社会变迁模式。夷汉双方通过互动整合，重新构筑出适合夷汉需要的更大范围的社会、政治、军事、文化活动空间和复杂社会结构。但汉人没有建立起真正让南夷社会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主要依赖于四川盆地经济和文化的输入，所以这时期南夷社会仍是畸形发展的社会。南夷社会内生性发展动力不足，主要依靠外在强大文化的驱动发展。
历史研究中理论的解释力与史料的具体特殊形态常常扞格难通，未能交融。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把南夷区域考古学研究分为三个层次，特别是通过典型文化事项和族群源流的个案研究这个中间环节，把考古资料引向社会结构和文明化进程层面进行分析。这一方法的运用为我们拓宽了对南夷地区考古资料的解释力度，也拓展了我国早期文明化进程研究的视野。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黔西滇东战国秦汉时期考古遗存综合研究”负责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