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空间思维是同具体的社会形态、行为方式紧密联系的，“每个社会形态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要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而且，时间、空间随同社会行为方式的变迁处在自变与因变相统一的互动关系中。厘清和深化这一关系，将多方面展开当代空间思维与唯物史观相关性的分析。
空间思维的创新性
以往唯物史观对社会生产的关注多在于生产什么，用什么劳动资料和科学技术手段生产，聚焦于用实体物质运作来说明生产机制，而对生产活动的“时、空”形式关注不足。当代空间实践引出的空间思维，十分重视物质生产内容的改变对其运动的“时、空”形式造成的改变和再生产，关注和研究的视野“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进而反过来又把空间形式从纯粹被动因素变为同时具备主动性、生产性的因素，揭示和肯定对社会生活的保障、表征、形塑、规制的强大作用。诸如栖居空间、生态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文化空间的形塑和意义，都成为空间社会逻辑关注、释读和寻绎的论域。这使得唯物史观不仅要重视社会存在的物质内容，而且应关注其运动的时空形式，形成了社会物质运动内容与“时、空”形式相统一的“全息”研究。此外，还需特别关注的是，空间的信息化、虚拟化生产，带来了社会行为空间形式的非物理性呈现。
社会资源、生产力、各类实践等物质因素的信息化存在，构成另类空间的组织要素，即没有对物理空间实在占据的空间活动，如信息经济、虚拟经济、虚拟现实等非实际占据物理场所之因素、活动的在场和出场，完全改写了当代社会空间的意义。唯物史观中“物”的概念，决非仅指社会生活的物理性存在，还包括物质因素的非物理存在如信息化存在，包括非实体性的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存在与意义，并且认定它们具有彼此交织与互换的机制。这些空间的符号化、数字化生产，重释了类似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学说这样一些支持唯物史观的基础性理论，而当今生产力全球化的“泛在式”运行、生产要素配置和调节的网络化操作、生产关系跨领土空间的“脱域性”组合等崭新的空间机制，对传统理论形成挑战。
唯物史观只有积极响应人类生存空间的这些新型实践和格局，接纳空间思维的新诠释，才能拓展论域，革新方法，在空间剧变中增强对全球化、城市化、网络化空间的现实解释力。
空间思维的颠覆性改造
在前工业社会及工业社会中，人类实践及社会存在的时间意义超过空间意义。农业社会自然经济交往简单封闭，加之种养业对时间性物候表征的依赖，以致对空间及其变换意识淡漠，强调时间、历史的重复性延续与秩序“一统”。由于工业社会的市场分割和领土主权空间带来的世界势力范围划界，人们的属地性存在缺少跨域的频密共振与敏感互动。世界历史形成中的空间意识还不敌时间意识，依然追求着时空的均质性、统一性和连续性。其间，还因历史的物质生活条件、资源及技术的延续性、积累性、预设性强烈，致使社会生活的历时性传承意义超过其共时性互创意义。即使工业社会交通提速，世界市场初放式地形成，空间意识有所改变，但它仍然停留在领土、主权空间的占有、地理资源开发、空间距离克服等方面。这些内容都会在时间持续和运动速率增进中变换其社会效能，受到时间性因素的组织与统驭，尚未形成今天空间现象的社会逻辑。
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市场开拓“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的论断，正是在现代交通克服空间障碍意义上彰显了时间意识的权重。而在当代的空间实践及其派生的空间思维中，空间因素的意义相对于时间因素得到极大强化。由于空间资源的有限性日益凸显，价值益增；社会行为的时间增效在现代科学技术支持下易于实现，似不如空间拓展的意义大；空间广泛成为实在的生产性要素而被不断地再生产，由此引出空间生产本身对社会存在、社会关系、交往格局、行为方式的再形塑；全球化空间因素交互作用增强，城市化的空间变构剧烈，网络化技术使空间活动的“泛在”和“脱域”并存，且获得巨大的超物理空间的社会化空间效益；等等，都使当代人的空间思维日趋强烈、敏感，远超出时间意识。
一些人提出了“时间服从空间”“空间对时间的胜利” 等时空新理念。卡斯特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中存在的是流动的空间，是空间组织了时间而不是相反。在空间优先于时间并规范时间的实践活动及其时空经验支持下，人们的空间思维也发生相应变革，由以往的时间主导转向了空间对时间的主导，空间范式和空间逻辑在许多方面主导着后现代社会的行为方式。这些“引致了空间相对于时间的崇高地位”。这种空间思维使社会历史认知发生嬗变：社会生活中不断新生的东西主要不是从已有东西中衍生出来，而导源于正在生成的东西中；历史不是一个“由过去组成的王国”，而是一股当下的生成之流。空间性的现实因素选择和重组时间性的历史因素，历史传统意识被弱化，现实和未来的意识被强化。
人们的行为方式更多地不是取法历史、前人，而是以面向世界的开放性空间思维和注目未来的“预期指数”，来谋划和推动当下的实践。
空间思维的建构性重释
在时间优先于空间的传统社会里，人们对必然性不仅具有宿命式的崇奉并因此轻慢偶然性，同时还从时空关系方面给予论证。
必然性在社会演变中是作为一定的、不会轻易改变的总趋势及其内在机理、法则而存在的，是纷繁复杂的各类现象、各种作用相互综合而形成和显示出来的一定之规和必至之势。作为社会合力的产物，它们只能积以时日才可形成、显现而被人们认识和掌握。因而必然性是杂多的空间性事物、现实性力量在相互作用中经时间之流的整合、过程之流的演变才成为必然的。黑格尔认为偶然性是多重可能性的分立与并存，有一种共时态空间关系。在各种可能因素的相互角力中，某些可能性因素会中断走向现实的过程而变异为育化另外一些事物的条件，“于是偶然性就是另一事物的可能性，也可以说是另一事物可能的条件”。偶然事物的生成取决于他物，具有不能自决的高度受动的“依他性”。“因此对于有必然性的事物我们说：‘它是’，于是我们便把它当成单纯的自身联系，在这种自身联系里，它受他物制约的依他性也因而摆脱掉了。”这种对自决的倚重，对横向并存、复杂互动关系所构成的高度依他性的克服，自然是一维一向的时间因素对三维多向的空间杂多因素的扬弃和整流。这一从过程性、事变历时性来解释必然性的思想，实则是对必然现象时间性归属的认证。
社会行为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时空特征，当代社会空间实践及空间思维的强化，自然会引发人们对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不同关注、处理策略和态度。偶然性的偏空间性以及当代社会生活的时间因素被空间因素所组织的机制，空间并存因素的相互缠绕、立体互动、动能无序涨落等现象作为致因，在认识和实践方面更多地催生了偶然性的躁动。社会行为偶然性与市场经济的机遇性、博弈性相互强化，引导和支持人们更多地关注机会，寻求、选择和充分利用机会，获得超常效益。这样，必然强化机遇意识、选择意识、创造意识、开放意识及其自由竞争精神。而对惰性守成、循规蹈矩、信任宿命以及厚古薄今的基础主义、机械决定论、犬儒主义无疑会发生消解作用。
全球化时代空间因素作用交错、起落突兀，市场环境里人们争抢机遇、自由竞争，高科技运用、网络社会的“布朗运动”机制日益加剧，它们共同催生了更多、更复杂的难以及时把控的“两歧现象”，无序联动、非线性因果的“蝴蝶效应” 和事与愿违的“效益悖论”等。这样一系列的不确定性问题及社会风险，亟待人们用时代化的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去科学应对、有效处治，增强社会实践的自觉性和风险管控能力。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中的空间问题研究”负责人、岭南师范学院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