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学界讨论最多、争议最大的是它的发明时间。许多学者曾试图从古代文献中寻找关于印刷术最早的记载，或拘泥于考证《后汉书》中“刊章讨捕”之“刊”是否为刊刻印刷之意，或拘泥于考证唐太宗是否“梓行”过《女则》，或拘泥于寻找古代文献中相关的只言片语，结果却是各说各话，难为学界认同，或是因为新材料（包括实物）的出现而不断修正先前的结论。检讨起来，问题主要出在研究方法上，即把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当作一个纯粹孤立的事件，用乾嘉式的考证方法去寻找最早的史料记载。当然，原因还是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关注和认识不够。其实，学界对我国古代其他重大发现和发明的研究，也或多或少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因此，对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特别是它被社会广泛接受、普遍应用过程的检讨以及原因的分析，具有普遍参考意义。
雕版印刷并不专指印刷图书
任何一种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技术发明，都需要满足一些基本的条件：一是技术本身，包括原理和方法；二是功能，即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求；三是能让这种技术得以应用和推广的社会环境。历史上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后两项。一项技术发明，如果不为人们所需要，就谈不上应用，也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适合的社会经济环境，便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
“雕版印刷”本义是一种凸版印刷技术，并不专指印刷图书。雕版印刷的技术原理与方法，至迟在秦汉时代就已被我们的祖先掌握了，只是早期印刷的内容不是图书，承印物不是后来常见的纸张。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丝织品的图案中，便有用凸版印制而成的，精美、精细程度丝毫不亚于后世用雕版印刷的图书、图画。广州南越王墓也出土过铜质印花凸版。至于印刷材料，制墨技术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造纸术至迟东汉时也已成熟，更何况丝织品本身也曾作过书写材料，作为图书的承印物也是可以的。问题的关键是：同样的技术原理，同样的工艺流程，相关制作材料也基本具备，为什么汉代没有用雕版印刷技术印制图书？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需求与社会环境。
雕版印刷成为强烈社会需求
从社会需求的角度看，我国古代图书史可以追溯到夏代，直至隋唐以前，图书主要是手工抄录和单点式传播。虽然东汉熹平时曾将儒家经典刻于石碑之上，立于太学之前，供人抄录，但主要目的是为儒生学习提供官方定本。两汉魏晋南北朝时，官、私学皆盛，一些经学大师座下门徒往往以成百上千计，虽然对文献的需求量很大，但各家严守“家法”，老师教授、学生学习的内容常常局限于有限的几部儒家经典，而抄写这些经典又是学生学习的重要内容与方式，除了像《仓颉》《凡将》《急就》这类识字书以外，通用性的图书很少，因此对图书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并不强烈，即使汉代出现了“书肆”，图书还是主要以抄写为主，并在小范围内流通。
对文献批量复制的社会性需求与宗教有关。魏晋以后，佛教、道教迅速发展，宗教图书、图画既是僧众学习诵念的内容，也是宗教活动的重要“法物”。宗教的传播通常力求用最方便、最广泛的方式去争取信众，而宗教信众中又有很多是不识字的百姓，他们需要的仅仅是一种用来供奉、寄托信仰的“法物”，因此，一种能以批量且价廉的方法复制宗教文献的方式——雕版印刷便成为一种强烈的社会需求。迄今为止，我们发现的早期印刷品绝大多数与宗教特别是佛教有关。唐初密宗盛行，像陀罗尼经咒这类连抄写也不易的宗教文献，更适合用雕版印刷的方式批量复制。早在20世纪20年代，向达等中外学者就曾指出，这种做法可能是受古印度佛教用捺印或版印佛像置于小型佛塔供养习俗的影响。至于版印之法是从古印度传来，还是中国本土原有，仍是一个难以弄清的问题，如果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如前所言，版印之法，早在西汉时代就已经非常成熟了。
对文献批量复制的社会需求还与教育有关，并且这种需求相比宗教上的需求，意义更为重大。对于“文献之邦”的我国来说，以儒家经典为代表的所谓“正经正史”才是主流社会认可的“图书”。即使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类文献所承载的信息和知识也更为丰富和多样。隋代产生、唐代基本成型的科举制，是引发这种社会需求最重要的因素。
科举制分科举人，考试科目基本固定，学习内容也基本固定。换言之，由过去个性化的学习转变成标准化、程式化的学习。除普通考试外，还有不少专科，如医学、律学、书学、算学等，这对于经学一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来说，是一场革命性的变化，大大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图书事业的进步。在科举考试制度之下，全国同一科考名目下学习的内容基本相同，教材也大同小异，于是，科举考试用书的批量复制便有了强烈的社会需求。史载，五代后唐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锓梓之法，其本于此，因是天下书籍遂广”。北宋沈括也说过：“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版本。”过去许多学者据此将冯道主持刻印官方定本“九经”作为雕版印刷术的起点，是有道理的。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雕版印刷的图书，史籍中有不少相关记载，沈括所说的“唐人尚未盛为之”，也没有否认唐代曾有雕版印刷的图书。但是，对于儒家社会的读书人来说，只有“正经正史”这类图书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典籍”。
雕版印刷图书进入“黄金时代”
如果说，隋唐时已开始用雕版印刷图书，到五代时雕版印刷正式登上了“大雅之堂”，而用雕版印刷的图书被全社会普遍接受并得到广泛应用的“黄金时代”，则是在宋代。
推动雕版印刷图书“爆发式”普及最深刻、最直接的原因，是宋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特别是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早有众多学者指出，宋代尤其是江南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高峰，并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使得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可以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职业。一方面，宋太祖曾宣布“本朝不抑兼并”，土地私有化迅速发展。由于土地兼并，农民增加了失去土地的可能性，也增加了离开土地的可能性，当然也就增加了选择从事土地耕种以外如手工、商贸等职业的可能性。地主对于土地的权利也变得简单了，可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坐食租税”。这些变化，使得城市快速发展。庞大的市民阶层既是文化产品的主要生产者，也是文化产品的主要消费者，城市成了名副其实的手工业中心、商贸中心和消费中心。另一方面，宋代力役制度的变化，也使得工匠在应役之外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从而促进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出现了不少专门从事雕版印刷的工匠，朱熹状告唐仲友一案中私刻会子被判刑的蒋辉就是这类专业的工匠。此外，宋代全国性的商贸体系也已十分完善。在宋代各行各业中，雕版刊印图书是一个利润颇丰、影响很大的行业，除了私人刻印书籍外，各级各类政府机构也刊印、售卖图书，图书印刷原料生产包括造纸、制墨和雕版、刷印、运销等已经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这些变化，既促进了文化产品数量的增长，也提高了文化产品的质量，是雕版印刷术的应用在宋代进入“黄金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因素。
雕版印刷术从发明到广泛应用，与其说是一个事件，不如说是一个漫长且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社会、经济因素远远超过了雕版印刷技术与方法本身。研究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需要以宏观的视野，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从社会、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进行综合的观察、分析。雕版印刷问题如此，其他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也无不如此。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专著《中国古代图书史——以图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文化史》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