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放:回到中国问题 推进中国学术
2018年01月09日 08:3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月9日第1369期 作者:姚文放

  我们审视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趋势,首务在于秉持“回到中国问题,推进中国学术”的宗旨,立定脚跟、接住地气,放出眼光、面向未来,从而在观念、理论、话语、论争、方法等方面形成独具特色的思想路径和充满活力的理论建树。

  晚近文学理论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向外转”的大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于欧美,其间由于信息传输、观念意识和国情差异等问题,这一趋势在中国显得后发。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发生重大变化,文化理想诉求所主导的文学理论对于社会现实表示关注、进行干预。然而文化研究如何与文学理论相互交融,如何取得文学经验的支撑和检验,如何提高自身的品位,仍是一个有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

  21世纪以来,传播媒介的迅猛发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想,信息传播的方便快捷使得任何学说理论都可以适时共享。而如今的文学理论研究,只有诉诸中国的本土问题,立足自己的学术本位,才是真正具有建设意义和实际价值的。因此我们审视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大趋势,首务在于秉持“回到中国问题,推进中国学术”的宗旨,立定脚跟、接住地气,放出眼光、面向未来,从而在观念、理论、话语、论争、方法等方面形成独具特色的思想路径和充满活力的理论建树。

  “话语转向”的历史主义取向

  “话语转向”是晚近文学理论发生最重要的方向转换之一,要义则在于寻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等对于话语的构成和运用的制约作用,它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纯粹的语言形式和结构,更是潜藏在其背后的历史语境和权力关系。可见,话语是语言但又超越了语言,具有鲜明的历史主义取向。

  近代以来,中国文论一直致力于重建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从未停息和懈怠,一批又一批开风气、领潮流的有识之士在新知与旧学、现代与传统、域外与本土、高雅与通俗等多种力量关系之间作出抉择、寻求出路,使得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系统的事业与时偕行、骎骎日进,在若干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树立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里程碑:如中国最早一批接受西学洗礼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等对于“新学语”的吸纳和输入;高举“文学革命”大旗的五四弄潮儿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对于白话文学的倡导;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对于苏联及日本左翼文学文论观念的接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论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学观念的发展和“两结合”的提出;新时期文论向文学审美本质的回归及新方法的引进;世纪之交“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激发了文学理论话语的本土自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之势造成理论话语的蜕变与更新;当前网络话语的爆炸对于文学理论话语的渗透和浸润等。

  总之,无论是时代变迁、体制更替还是社会思潮的激荡,其中种种权力关系的博弈都会在文学理论话语的嬗变中及时得到回应、引起反响。

  “文学经典之争”的核心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起,人们发现一个长期习焉不察的事实,以往的文学经典几乎清一色都是出自去世的、白色人种的、欧洲的、男性作家之手笔。这一“经典壁垒”是建立在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级歧视、欧洲中心主义以及厚古薄今的偏见之上的,带有显著的意识形态意味和文化政治色彩。可见,所谓“文学经典之争”的核心问题就是“文化权力之争”。

  文学经典之争在20世纪90年代初传入中国,而推动这场论争趋于深化的原动力还是本土的文学创作: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形色色社会新成员的形象鱼贯而行进入文学的视野,如下岗工人、待业青年、公司员工、自由职业者、农民工、小老板、北漂族、新移民等,对于底层民众这一文学群像的倾心打造,成为当今文学一道十分抢眼的亮色。其次,与各种文化身份、权力关系相对应的写作模式的形成,如底层写作、女性写作、80后写作、海外华文文学写作等,这些写作模式往往是因其所代表的身份政治和权力关系而成立而成名的,正是这一点,使之与往常的写作模式相比,特别透出一种锐气。再次,对于文化身份、权力关系的文学表达,推助了许多中国问题的浮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这种文化权力的较量扩展到贫富、城乡、地域、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方面,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总之,上述诸端推动文学理论达成一个共识: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力相关,它是文化权力聚集、争夺的力场,晚近以来文学经典之争演变为一场文化权力的博弈,乃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文化大变动、大分化、大重组的时代大潮的激荡。

  重新认识“症候解读”方法

  国内学界对于大众文化/文化产业的考量曾一度套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而存在一定偏差。法兰克福学派出于20世纪上半叶血与火洗礼的特殊遭遇,对于大众文化予以严厉的批判和谴责,是事出有因的,也是落下了内在“症候”的,如果将这种绝对拒斥的立场不加分析地加诸时过境迁、情况已发生变换的当代大众文化/文化工业之上,那就不合时宜了。

  这就需要运用“症候解读”的方法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进行重新认识。所谓“症候解读”是指在阅读对象中往往会暴露出某些空白、缺失和沉默,而读者必须像医生诊断和治疗病患一样,从这些“症候”切入,去发现更大、更重要的问题。这是马克思在批判吸收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提出剩余价值理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所创建的研究方法。

  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文化工业的负面无限夸大,而对其正能量却隐而不彰,这就使批判理论被挪用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时多有失当和失效之处。当今中国的文化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经济活力的驱动而焕发的创新性、开拓性和生长性,在现代科技突飞猛进时代得益于技术支撑而显示的先进性、高效性和革命性,以及在经济活力和科技力量共同推助之下日新月异造福于人类的人文内涵,都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能够给出确切说明的。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所作的“症候解读”,使我们产生一个重要的感悟: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至今仍不失为一种思想资料和历史借镜,但用以匡范现实问题则已不足为训,当今中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文化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如火如荼,对其正能量,我们理应突破以往的一些思想局限和理论误区,给予充分的估量和积极的倡扬,并在文学理论上作出科学的阐释和论证。

  (作者为扬州大学教授,专著《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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