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生活的方式，文学想象是建构文学空间的内在张力，两汉在对神话系统的继承中，形成了历时性的时间维度；在对世界的表述中，形成了多维的空间维度。

　　以文学格局为视角来观察中国文学的形成过程，有助于更为全面地梳理文学形态发展的总体态势，更为深入地分析文学形式形成的关键走势，更为清晰地阐明中国文学的结构组成。

　　外部性力量与文学传统的形成

　　秦汉是中国文学的形成期，其既有商周以来的文学传统，如神话的叙述、风雅颂的吟唱、诸子的阐释、历史的叙事及楚辞的骚怨等；又有秦汉不断强化的文学实践，如基于行政措施讨论形成的政论、基于诗骚传承形成的歌诗、基于文献整理形成的著述、基于历史经验总结形成的史传、基于民间传播形成的歌谣与小说等。这些文学形态，我们已经分门别类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对作家的研究、作品的系年及文献的考信等，还原了诸多秦汉文学的细节，使我们掌握了秦汉文学的基本面目。但相对于此后的文学进入更为自觉状态的发展，秦汉文学还处在整合的历史阶段，即文学不是作为独立的力量在自足性地发展，而是与经学、史学、子学、艺术等杂糅并生，文学的特征性尚未被全面认知，作者对文学功用的理解也多从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视角审视。我们必须从文学的外部入手，讨论文学如何从制度建构、行政行为、思想观念、知识视域中衍生出来，逐渐形成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这样从整体和外部观察清楚了文学之渊源的“河床”，以及决定文学之流向的“沟沟壑壑”，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学之“江河”，是如何在发源地得以融汇细流，并形成了如此规模的“水系”。

　　以这样的视角审视中国文学的格局，我们就会意识到先秦以至秦汉文学研究，还有诸多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比如“文学”这一概念是如何生成并演化的？秦汉时期对“文学”的概念如何理解？如何看待“文学”的功能？“文学”是如何通过制度化的路径形成文学群体？经学与文学的关系如何？学风与文风之间如何互动？士人的文化处境如何，如何表述政治见解和文化认识？两汉政论散文为什么呈现出“直言”的风格？两汉的知识视域如何影响了文学的基本形态？这些问题需要站在国家建构、行政运作、文化思潮和社会变动的角度来观察，才能一览众山地看出秦汉文学之所以如此，正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秦汉帝制影响中国文学的生成

　　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文学的生成，目的是要了解秦汉的帝制形态是如何影响中国文学的认知的。秦国正是在对帝道的崇信中确立了帝制，并按照帝道的刑德论来确立“重刑轻德”的国策。汉初也是在推崇黄帝、老子之道中延续帝道观念，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对“五帝三王之道”的推崇，逐渐实现帝道、王道、霸道的学理融通，确立了后世帝制运行的基本模式。

　　秦汉时期形成的道义观，某种意义上可视为皇权与儒生之间思想价值诉求上达成的共识。先秦诸子在讨论人之为人时，提出了“仁”、“兼爱”的概念；在讨论人之能群时，提出了“义”的概念。由此形成的义政说，从学理层面强化了社会群体建构的基本价值观，即必须以公共利益、社会责任作为国家建构、政权运行、社会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外在尺度。我们在对诸子学说进行梳理时发现，“义政”、“义兵”、“道义”观念在秦汉之际不仅得到了强化，而且最大程度地得到了全面分析，其作为公共社会建构的学理，在《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盐铁论》等著述中被深入阐释，确立起中国的政治道义观、历史道义观、行政道义观，成为评骘公共行为的标准。

　　义政学说的形成，在于为天下秩序确立了一以贯之的法则，即无论皇权还是平民，必须要服从人之能群的基本法则，按照群体共处的基本法则确定政治行为、确立行政措施、约束个人行为。为了明确“道”与“义”的至上性，诸子提出“圣人配天”与“君子制义”的主张，从而将“道”的理解、“义”的阐释掌握在士大夫群体手中，作为对君权、皇权进行干预的手段。从天下秩序来看，朝野关系是政权稳定、社会有序的基石。如果社会精英能够按照合理有序的通道进入朝廷体制，且朝野能够形成有效的对话与协调机制，天下秩序便能长时期地保持稳定。西汉所确立的“共定天下”之论，明确了君主、皇室与士大夫的合作关系，从而吸引了士大夫对朝廷的认同，维持了两汉四百多年的政权稳定。

　　从国家建构的角度观察，就会发现“文学”在周秦时是被作为一项技能，在秦汉成为一个职务，逐渐被纳入到官吏体制中进行管理。而对“文学”的培养，体现了行政系统对文书撰制中经学内涵、义理表达、文辞技巧的重视；对“文学”的选拔，则表明国家寻求到了士人通过学习进入体制的通道，这不仅吸引了士人对文学的学习，而且成为士人入仕的常规途径。其端在治，其用在学。从汉武帝开始到东汉末，“文学”作为官吏选拔的常科，为汉代经学传承和汉代文学创作培养了大批人才。至汉魏之际，各郡县普遍设立文学职务，群相切磋，宴饮唱和，为魏晋文学的繁荣做了人才上的储备。

　　秦汉文学建构了中国文学的想象空间

　　秦汉文学格局的形成，得益于士人知识视域的拓展，于文学影响最大的，便是想象世界的形成。作为精神生活的方式，文学想象是建构文学空间的内在张力，两汉在对神话系统的继承中，形成了历时性的时间维度；在对世界的表述中，形成了多维的空间维度。因为有了陌生化和熟悉化的建构，在被拓展了的时间和空间中，文学的时空既有虚构性，又有真实性，呈现出相对自由而自足的想象空间。在这一过程中，谶纬学说作为思想方式，参与了文学空间的整体建构，并以信仰形态、历史意识和文化观念充实着文学的时空，促成了中国文学想象形态的基本框架。

　　从历史的视角观察中国文学的发展，既非康庄大道，又非一以贯之，是由诸多外在客观条件合力而成，其之所以如此，不是原本就已经设计好，而是不得不如此。两汉是中国文人格调、文化情趣、审美意识、文学认知、文体形态的形成期，文学正是在外力的综合作用下，被雕塑、被熔铸成如此。在这其中，国家的建构理念、政治的作用方式及制度的运行模式，成为熔铸文学形式的模范、雕塑文学形态的刻刀。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秦汉国家建构与中国文学格局之初成”负责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