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波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出访前夕，习近平在波兰《共和国报》发表了题为《推动中波友谊航船全速前进》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17世纪中叶，波兰传教士卜弥格来到中国，广泛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医学、地理等学科，发表大量著作，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成果的欧洲人，被誉为“波兰的马可·波罗”。至此，卜弥格这位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使者再次走进中波两国人民的视野。

　　另类耶稣会士

　　在明末清初众多来华的西方耶稣会士中，卜弥格堪称“另类”。他是明清之际二百余年在华耶稣会士中屈指可数的非西欧国家传教士之一，与那些或栖居京城成为朝廷命官或出任皇帝私人教师或在耶稣会使团中担任要职的著名耶稣会士相比，长期默默无闻。卜弥格抵达中国可谓“来不逢时”，正值清军大举入关，紧锣密鼓建立清朝中央政权时期。终其在华岁月，卜弥格追随的始终是偏安一隅的流亡政权——南明永历朝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郁郁寡欢中病逝于中越边境，因此，明朝正史和清朝正史都不见他的踪迹。

　　卜弥格出生于波兰御医世家，1643年从里斯本出发前往中国，1644年抵达澳门，并在那里的耶稣会士使团潜心钻研汉语，很快达到通晓汉语文字并初晓中国文化的程度，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敬仰之情由此而来。1647年，卜弥格被耶稣会中国传教会派往海南岛传教，在那里住了大概一年时间，进行了大量科学考察和研究工作，搜集了许多有关中国动植物特别是医用动植物和中国地理及自然环境的材料，绘制了许多动植物及中国人生活场景的图像，为日后撰写中国植物志和中医著作、绘制中国地图做了充分准备。

　　南明朝廷的赴欧特使

　　1649年初，南明永历朝廷向耶稣会中国使团请求派遣一位耶稣会士，协助已在永历朝廷工作的耶稣会士瞿安德。于是，卜弥格被派往位于肇庆的永历朝廷，从此与南明王朝同生死共患难。此时的永历朝廷面对大兵压境的清军已经岌岌可危，于是萌生派遣耶稣会士作为特使前往欧洲搬救兵的虚妄之念，卜弥格便被南明王室选中，由一名皈依天主教的中国人陈安德陪同，带着皇太后和永历朝廷重臣庞天寿致罗马教皇、耶稣会总会长和威尼斯共和国元首的求援信，于1651年初乘船从澳门出发，历尽艰险，于1655年底得到新任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的接见。1656年1月，卜弥格又见到了葡萄牙国王。但是，欧洲教宗和王室对于发兵中国去拯救一个没落朝廷没有兴趣，1656年3月，带着万分遗憾的卜弥格从里斯本搭船返回中国。

　　1658年，卜弥格抵达越南河内时，清兵三路大军已攻入云南，云贵沦陷，永历朝廷残余势力败退缅甸。此时的澳门已与清廷建立关系，葡萄牙也急于与清廷建立关系以巩固在华利益，因此，耶稣会中国使团不再承认卜弥格为其成员，反对他借道澳门入境中国。卜弥格转道越南试图返回中国，但在抵达越南和广西边境后，发现同样无法入境，于是又辗转云南，但清兵在边境设置了关卡，也无法进入中国，只得在中越边境徘徊奔波。最终，在经年劳累之下，卜弥格不幸身患重病，于1659年8月在越南与广西的边境线上结束了短暂而悲壮的一生，年仅47岁。

　　中医西传的拓荒者

　　与许多耶稣会士长期在中国生活最后客死中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卜弥格在中国的时间并不算长。从1644年抵达澳门到1659年病逝，只有短短15年的时间，其间还有8年左右作为南明王室特使往返于中欧之间。在中国屈指可数的7年里，恰逢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的大动荡时期。但在如此艰难的短暂岁月里，卜弥格仍在多个领域为“中学西传”作出贡献，譬如将大秦景教碑文字译成拉丁文，用经纬度绘制了中国地图。

　　在同时代来华西方人士向欧洲传播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方面，卜弥格最为突出。他的科学著作涉及的范围和内容，在当时的欧洲无人能及。在《中国地图集》中，介绍了当时中国近四百种金属矿藏及其分布，俨然是一部中国地理物产百科全书。卜弥格对中国医学的研究及成果，对来华耶稣会士使团及当时欧洲汉学界的影响更是深远而广泛的，堪称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成就最为突出的西方人士之一。

　　根据《卜弥格文集》等迄今为止重要文献和史料记载，卜弥格是向西方全面介绍《黄帝内经》、阴阳五行学说、中医脉诊、中医方剂、中医望诊、针灸穴位图解、中草药的第一人，也是全面系统研究中医理论并发表严肃中医学术著作的西方第一人。从中医研究专著《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士卜弥格认识中国脉诊理论的一把医学的钥匙》（简称《医学的钥匙》）的内容来看，卜弥格已经不是单纯的翻译家，俨然就是一位博学的中医学家。全书是他根据对《黄帝内经·素问》《难经本义》《脉经》《易经》《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和《神农本草经》等中医学典籍深入研究后，通过自己的理解、消化、吸收和梳理，进而创作出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医研究专著，在西方人士对中医文化研究形成著述方面，卜弥格堪称“前无古人”。

　　屈指算来，卜弥格在中国比较安定的环境中潜心研究中华文明和中医文化的时间，只有抵达海南岛后的一年多时间以及跟随永历朝廷在粤、滇、桂、黔交界地区颠沛流离的两年左右的时间。此外，1648年，卜弥格曾途经数省，抵达西安，在这里见到了著名的大秦景教碑。卜弥格不仅复制了碑文，还将其译成拉丁文，对欧洲了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卜弥格在中国唯一一次大范围的科学考察之旅。他将沿途所见所闻记载在《中国事物概述》一文中，其中也留下了他对中医知识的关注和研究的佐证。卜弥格在社会大动荡的年代和屈指可数的时间里译介了大量中医著述，留给后人丰硕的中医研究成果，不但说明其拥有渊博医学知识，也反映出他对科学研究如痴如醉的投入和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

　　非凡的现代启示意义

　　卜弥格不但是早期传教士汉学家的杰出代表，也是波兰汉学的奠基人和中波友谊的开拓者，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史上居功至伟。在《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一书中，有学者在评价卜弥格对中医西传的贡献时指出，他向欧洲介绍的中医知识是儒家文化向欧洲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医与儒家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医辨证论更是中国智慧的结晶和中华文化的精髓，从这一点来说，卜弥格的中医西传有着深刻的内涵和现代启示意义。

　　就当前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而言，向国际社会宣介中医药知识和文化，是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途径和重要内容。中医药文化在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中的重要性，集中表现为“如何用中医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为此，我们应创新对外传播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中国文化的世界传播和中国故事的世界聆听，让世界对中国多一分理解、多一分支持。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中医文化海外传播及影响研究”负责人、南京农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