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诸朝乐府活动和曲目辞章，均代表当时礼乐文化的最高成就和诗歌创作的一流水平，理应成为文史工作者重点关注的对象。但由于各种原因，情况却并非如此。新世纪以来，两年一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举办和《乐府学》专刊的发行以及乐府学会的成立，是乐府学研究步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在傅璇琮、吴相洲等先生倡导下，开展乐府诗学研究的理念应运而生，这对乐府诗诸多领域的深入探究起到了极大促进作用。
深入挖掘研讨乐府诗相关文献
探寻汉唐乐府诗学的诸多奥秘，应将与乐府诗相关的文史著录、出土文物、石刻壁画、民间遗存、域外典籍等资料载体纳入研讨视域，在对诸多文献归类、校勘、笺注、辑佚的基础上，就歌诗作者、创作原理、功能定位、传承衍变等展开探讨，最终对诸多学术问题作出精准判断和科学阐释。如关于汉《郊祀歌》四时祭歌目下“邹子乐”三字含义的问题，就是典型一例。因为，以武帝为主创作的歌辞乐章就有十多首，且《白麟》《宝鼎》《芝房》《赤雁》《天马歌二首》皆为郊祀所用，即便如此，史志等在载录《郊祀歌》十九章时竟无一标示，可《汉书·礼乐志》载录的四时祭歌《青阳》《朱明》《西颢》《玄冥》题下却标有“邹子乐”三字，《史记·乐书》因“世多有，故不论”一笔带过。《乐府诗集》目录、正文又都略去了这三字。那么，该三字究为何意？“邹子”所指何人？缘何如此标注？时移世易，古时众皆熟悉之事后人竟至懵懂不清。明王世贞视为作者名，认为邹子为邹阳。清沈用济、费锡璜《汉诗说》亦将其标于作者处。之后，梁启超、罗根泽、陆侃如、萧涤非、丘琼荪等皆延其说。清沈钦韩和钱泰吉认为三字当指乐名，邹子为邹衍，但因缺乏论析而影响甚微。如果说邹阳年寿与汉武郊祀已很难有所交集的话，邹衍则战国时人，相差岂不更远？他们各自学说思想与汉武尊崇之儒术是否合拍？各自乐学建树如何？此等命题，内容驳杂且极富挑战性，然诸多研究价值亦自蕴含其中。
再如，《秋风辞》作者是否为汉武帝，也是一个争议较大、悬而未决的问题。辞章最早见录于《文选》，相关文献还见诸《汉武故事》和《水经注》，皆言作者为汉武帝，唐宋至清，并有引述而无异议。唯对其创作时间看法不一，如宋王益之认为，应在天汉元年（前100）春三月；清末杨守敬认为，应在元鼎四年（前113）冬十月。因这两次皆非秋季，且元鼎四年武帝年岁尚轻，引发争议，郑文甚而认为辞章或是东汉以后人伪作。另《文选》录其序文说“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曰”云云。这为问题的解决更添几分神秘和困难。因从“上行幸河东”、“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等语句看，序显非武帝所为。为何辞、序作者不一？若武帝行幸河东皆非秋季，缘何诵出《秋风辞》？带着这些疑惑，去探讨挖掘，辨析思考，便会有意想不到的新发现。
深入探究不同类别乐府诗创作原理
与一般意义上的诗歌不同，乐府诗作更强调其礼乐化功能，关乎上层统治者形而上的理念追求。如汉王朝是刘邦带领农民起义军奠基的，其祖上并无值得颂扬之处，故郊庙歌辞类在西汉帝王则有“郊”而无“庙”。汉时特别强调孝道，或亦与之有关，皇帝尊号前加“孝”字即始于此。高祖唐山夫人《房中歌》传承久远，其首句便是“大孝备矣，休德昭清”。《汉书·礼乐志》曰：“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再如北魏孝文帝礼乐改制，“稽参古式，宪章旧典”，“齐美殷周”，准则《周礼》。何以如此？原来，为提高本民族地位，促进汉化运动，统治者们是以黄帝后裔身份自居的。基于种族渊源的感情认同，他们祭奠黄帝，膜拜尧舜，音律乐理追溯黄帝。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魏建立之初的道武帝时期，虽战获晋人乐器，亦不知其用，皆委弃之。“正月上日飨群臣，宣布政教，备列宫悬正乐，兼奏燕、赵、秦、吴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时飨会亦用焉。凡乐者，乐其所生，礼不忘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时与丝竹合奏。郊庙宴飨亦用之”。（《魏书·乐志》）前后相较，虽皆“乐其所生，礼不忘本”，但事实情况又何异霄壤之别。
深入开展乐府诗史领域研究
开展乐府诗史领域的研究，以期达到局部更趋精细化、整体更趋清晰化的效果。如关于《摩诃兜勒》的传续衍变，便是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难题。张骞从西域带回这支曲子，李延年因之更进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对后世军乐影响深远。然后唐马缟及宋郑樵对其曲名含义业已不明，遑论乐曲内容、乐器使用、传播演变等问题了。不加深究，便莫可名状。再如，若从辞乐关系看，乐府诗史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是采诗入乐的汉乐府时期；二是“或选词以配乐”、“或因声以度词”，辞乐关系若即若离的魏晋六朝时期；三是诗乐渐趋分离、徒诗大量出现的唐代。及至杜甫“咏身所见闻事，运以古乐府神理”（沈德潜语），写出许多“即事名篇，无所依傍”（元稹语）的新题乐府。白居易效法老杜，创作出许多“因事立题”的新乐府诗，并与元稹等人掀起新乐府运动。
着力开展乐府诗学史研究
开展乐府诗学史研究，并借此促进其他各领域研讨更趋深化。如关于乐府诗的分类，未曾见人细致梳理过它的历程。而自汉至清，学者皆有区分，且情况复杂。东汉明帝朝乐分四品：一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二雅颂乐，辟雍飨射所用；三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所用；四短箫铙歌，军中所用。蔡邕叙汉乐亦分郊庙神灵、天子享宴、大射辟雍、短箫铙歌四类。《晋书·乐志》则分汉乐为五方乐、宗庙乐、社稷乐、辟雍乐、黄门乐、短箫乐六类。吴兢《乐府古题要解》分乐府歌诗为八类（无郊庙）。陈释智匠、隋郑译等亦皆有著述，但惜已亡佚，类列情况无从知晓。郭茂倩览前人著述，总历代歌诗，分乐府诗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十二类，较为允当。元左克明分古乐府辞为古歌谣、鼓吹曲、横吹曲、相和曲、清商曲、舞曲、琴曲、杂曲八类，明吴讷《文章辨体》分乐府为祭祀、王礼、鼓吹、乐舞、琴曲、相和、清商、杂曲、新曲九类，清冯定远《钝吟新录》以辞乐关系情况分为制诗以协于乐、采诗入乐、古有此乐倚其声为诗、自制新乐、拟古、古题、杜陵之新题乐府七类。不同的分类反映着著述者不同的学术观念。
与歌诗分类紧密相关的是要对一些重要概念作出澄清。如汉高祖唐山夫人房中歌在《乐府诗集》卷八归入“郊庙歌辞”，史料表明它又或用于燕乐。其“房中”究为何意？罗根泽说是祠堂，梁启超说是庙中陈主之所，丘琼荪深感迷惑不解，后之学者皆不曾有所突破。研究可知，此“房中”实指后、妃、夫人。意同“房内”，妇人别称而已。明乎此，该乐歌之性质、功能、乐器使用等诸多悬疑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
中外乐府诗学比较研究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在系统掌握我国汉唐乐府诗学术史的基础上，开展与海外尤其是日、朝、韩、俄等国乐府诗学的比较研究，从中获得借鉴和启发，拓宽探究领域，调整探寻视角。如近现代以来，我国虽有不少学者谈到过“歌行”，但就这一看似不大的问题，日本就有增田清秀、泽口刚雄、清水茂、松浦友久、釜谷武志等作过讨论。金泽大学李庆专撰《歌行之“行”考》长文，对清水茂认为战国行钟与乐府“歌行”有关的观点深表赞同而作“详细探讨”。事实上，我国对行、引、歌、谣、吟、咏、怨、叹等各体乐府持论者代不乏人，只是有人如唐元稹，宋郑樵、郭茂倩、王灼，元郝经，明胡应麟等表述得比较清楚，有人如南宋姜夔、明谢榛、清薛雪等表述得不那么严谨明晰而已。亦有兴趣有加而迷惑不解者如清冯班等。但日本学者关于歌行之“行”的论述却给我们以启发，即歌、行、歌行既有联系，又可各自独立。可人们几乎忽略了行体的存在。事实上，歌行只是行体之一种，之外还有吟行、讴行、谣行等。由此，艳歌行、吴趋行在大曲结构中功能定位的问题恐怕也是应该认真考察的。我们还注意到，日本学者在其他乐府诗体方面也已有所涉猎。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阿部正次郎《乐府“怨”题考》、山口为广《乐府题杂考》、后腾秋正《“哀辞”考》等成果，90年代有串田久治《关于西汉末年的“谣”》、道家春代《两汉时期“诗”“歌”概念的检讨——“歌诗”与“徒诗”》等成果。由此，我们认为，在开展课题研究时，宏阔的学术视野固然重要，但识微见著、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亦是不可或缺的。
胡应麟说“乐府备诸体”。汉唐乐府诗学确如一个博大精深、含蕴丰富的宝藏，值得我们去珍惜、深入探寻其中的奥秘。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唐乐府诗学研究”负责人、苏州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