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召开，这是中国与非洲国家深化合作、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又一重要时刻。作为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媒体在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中非媒体合作不仅能够增进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友谊，而且可以为合作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促进共同发展。然而，目前中非媒体合作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媒介生态和新闻理念的差异、西方媒体对中非合作的抹黑、非洲媒体在涉华报道上对西方媒体的依赖以及中国媒体对非传播效果尚待提升等。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非新闻理念交流与媒体合作，中方作者于8月底参加在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举办的2024东非传播学会年会期间，与共同参会的肯尼亚日星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利维·奥博尼奥（Levi Obonyo）和坦桑尼亚圣奥古斯丁大学社科学院公共关系系主任大卫·姆里绍（David Mrisho）进行了对话，深入探讨了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媒体合作与发展及相关问题。
加强媒体合作
让中非命运共同体更加深入人心
张艳秋：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主题是“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以此次峰会为背景，请谈谈中非媒体合作在推动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方面的作用，以及中非媒体应如何传播这一理念。
姆里绍：关于如何报道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我认为中国媒体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无须赘言。我更愿意谈谈非洲媒体的角色。非洲媒体需要帮助民众认识到，中非合作的重要特质是互惠互利，尊重、理解、和谐是合作的关键词。中国和非洲的合作是为了实现共赢，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从不干涉非洲国家内政，包括选举程序和民主制度。世界必须认识到，中国在非洲没有隐藏议程。
此外，非洲可以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获益。中国的现代化步伐比非洲快，非洲需要为此做好准备，向中国学习并寻求帮助。准备工作包括以开放的心态和创造性方式与中国开展合作，为吸引投资和技术转让制定相关政策。非洲媒体应积极报道中非合作成功案例，例如中国承建的马古富力大桥。该桥从战略上来说，让坦桑尼亚首次通过现代基础设施工程与乌干达、卢旺达和布隆迪等邻国相连，交通更加便捷。这一实例有力展示了中国对坦桑尼亚的支持，是中非友谊与合作的生动体现。
奥博尼奥：媒体如何报道中国式现代化和中非命运共同体，对于人们的认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然而，非洲媒体面临一个重要挑战，那就是许多非洲国家的媒体仍在为生存苦苦挣扎。大多数非洲媒体是私营的，依赖广告收入和外部资金资助运营，即便是国有媒体也经常面临资金短缺问题。对于基础薄弱的非洲媒体来说，要在促进现代化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仍然存在实际和观念上的困难。
回溯四五十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麦克布莱德报告》中倡导建立全球信息传播新秩序，呼吁进行公正、平衡的报道。然而，CNN、BBC、半岛电视台等国际媒体在非洲仍然更多地关注自身议程，非洲的议题常常被忽视。一些非洲本土媒体，如南非广播公司和肯尼亚的国家媒体集团，曾尝试在非洲大陆各地派驻记者，制作本地新闻和播客，但几乎都未能成功。因此，严格来说，非洲尚未拥有一家能够综合报道全球和非洲事务的泛非媒体。
正因如此，目前对非洲和中国关系的报道更多是由各国本地化努力推动的。这也是我认为中非之间需要加强合作的领域，不论是从学术层面还是从新闻实践层面，鼓励彼此间的直接报道至关重要。例如，CGTN和《环球时报》都在非洲大陆派驻了记者，我每天都能看到《中国日报》非洲版的内容。希望未来有更多非洲记者和媒体机构能获得机会和资源，深入报道中非关系与合作，让中国式现代化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在非洲更加深入人心。
媒体是推动发展的力量
张艳秋：我们来讨论一下现代化的话题。过去，我们通常把现代化理解为西方模式。如今，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我认为，媒体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例如，宣传重大政策、维护社会稳定，以及通过建构性新闻报道助力脱贫攻坚等。请谈谈对现代化的理解，非洲的现代化模式是怎样的？在非洲的现代化道路上，媒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中非媒体应如何合作和相互借鉴？
姆里绍：我认为，媒体需要更多地报道中非合作以及中国和非洲的现代化进程，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许多非洲记者仍需加强对中非事务的了解。因此，当我们讨论非洲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时，应当从培训非洲记者入手，使他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及中非合作对非洲实现现代化的意义。
在讨论中国的现代化时，我们必须重视记者作为教育者的角色。对此，我在中国留学时深有体会。在中国，记者提供的信息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他们不仅是内容的生产者，而且是意义的创造者。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特别强调这一点，这也是为何中国记者通常会传递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信息。媒体如果过多报道负面消息，这些负面报道会对社会和现代化进程造成伤害。中国走出了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媒体在报道与传播发展方面也已经走出了自己的道路。而非洲的现代化也不能依靠单方面的努力，媒体需要改变认知，既要认识到实现现代化需要每个人的主动性，也要认识到媒体在凝聚社会共识方面的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希望向中国学习。非洲的传媒学者和记者需要了解中国，认识到媒体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更是推动发展的力量。过去，媒体未能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主要是因为没有将新闻报道与国家发展议程有效结合。我认为，我们需要做出改变，通过进行建构性新闻报道，走上更好的发展道路。这正是我从中国的现代化及媒体发展模式中学到的。
奥博尼奥：非洲著名作家钦努阿·阿契贝（Chinua Achebe）在其著作《尼日利亚的困局》中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尼日利亚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他的回答是领导力。在我看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正是以领导力为核心。在中国，我们看到领导者引导了一场深刻的变革，这场变革重塑了经济发展模式，并显著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而在非洲，我们在政策改革和开放方面面临诸多挑战。殖民主义并未带来现代化，反而使非洲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那么，媒体的作用是什么呢？在非洲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中，媒体发挥着监督和促进作用，协助政府推进议程，推动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在非洲的积极参与。例如，在肯尼亚，很多高速公路和铁路都是由中国企业建设的，这说明西方的影响力正在减弱，而东方的参与度正在不断加强。尤其是中国媒体，向公众展示了中非合作带来的多方面益处。
中国还积极参与非洲的数字化和网络空间建设。例如，通过建立非洲自己的“星链”系统，向农村地区提供卫星接收器和太阳能电池，使人们更便捷地接入互联网。这些举措将在农业和社会治理领域引发深刻变革，彻底改变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格局。因此，当我们讨论现代化和发展时，不应忽视科技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
张艳秋：您刚才的例子非常恰当，在中国有一句谚语，“要想富，先修路”。道路建设对于实现富裕生活至关重要。道路不仅代表基础设施，而且象征着沟通与连接。而您提到的卫星互联网建设，我认为这正是中国与非洲合作建设“另一条道路”的尝试。
众所周知，在非洲，手机上网费用相对较高。因此，在通信、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中非之间有广阔的合作空间。通过在这些领域的合作，中非双方可以共同促进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加速非洲数字化进程和社会经济发展。
奥博尼奥：中国的卫星网络不仅对非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全球南方”国家至关重要。世界上仍有大量贫困人口，许多人无法承担高昂的通信费用。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网络，将有无数人因此受益。人工智能也是同样的道理。在西方，人工智能已经高度商业化，而一旦商业化，它就会将许多人排除在外。比如，使用ChatGPT这样的技术需要支付费用，非洲人民可能因此被排除在外。
所以，当我们谈论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发展，尤其是通过降低成本使更多人负担得起相关费用时，这也体现了中非合作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合作不仅促进了技术的普及，更让技术的益处惠及更广泛的群体。
中非媒介制度与媒介角色认知
张艳秋：奥博尼奥教授，我记得您上次到中国参加研讨会时，曾对我们的电视新闻播报方式发出感慨，特别是对《新闻联播》这个节目印象深刻。我们的国家电视台通过这档晚间新闻节目，将政策信息传达到全国各地，所有省级电视台都会同步播出这一节目，确保政策信息覆盖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如今，多年过去，您认为这种媒介制度或媒体实践对当下的非洲国家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吗？
奥博尼奥：当然。在肯尼亚，我们有肯尼亚广播公司；在坦桑尼亚有国家广播电视台。然而，受成本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限制，肯尼亚广播公司的数字广播只能覆盖部分地区和市场。无法实现全国广播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成本和技术上的不足。现在许多人无法获得信息的原因在于成本过高。由于资源匮乏，肯尼亚广播公司无法在全国范围内播放高质量节目。如果能够引入一种技术，协调全国范围内的信号分布，我们就能真正实现每个人的信息访问权。
张艳秋：看得出您非常关注技术，并认为技术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媒体的角色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仍然认为媒体的职责仅在于监督政府，而不是与政府合作，那么国家发展的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正如我提到的中国新闻节目，它们不仅是信息传播工具，而且发挥了参与性和建设性作用。在您看来，非洲媒体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应承担何种责任？
奥博尼奥：我之所以谈论技术，是因为技术是硬件基础，而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当然，软件就是我们选择放入的内容，这正是建构性新闻和发展新闻学的价值所在。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为什么穿鞋很重要？如果人们打赤脚，当他们进屋时就可能将外面的泥土和杂物带入室内。但如果人们穿鞋并在进屋前脱掉鞋子，这个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因此，媒体需要让公众了解穿鞋的必要性，这些都属于发展新闻学的范畴，体现媒体在公共教育中的角色。
媒体不仅应关注政治问题，还要教育公众如何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喜欢媒体总是强调“批评”的重要性，因为媒体的职责不只是批评，还应该通过报道让公众理解国家正在发生的重要事件。这也涉及记者能力的培养。例如，记者要有制作数据新闻的能力，要能够通过提供事实和数据来分析、解释复杂问题，使普通人也能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
张艳秋：如两位所知，中国的媒介制度非常独特。媒体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平台和工具，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助手。西方媒体通常认为媒体的主要功能是监督政府，而中国媒体则有所不同。因此，在讨论媒介角色时，这与此次会议上学者们热衷讨论的媒介素养这一概念密切相关。
我听到许多学者讨论媒介素养问题，认为公众应该具备识别和甄别媒介内容的能力。然而，我认为，媒介素养不只涉及如何使用媒体或理解技术，更重要的是理解媒体在社会中的角色，以及国家如何利用媒体促进发展和现代化。在中国，新闻媒体致力于提供严肃和高质量的内容，不以商业化为主要目标，娱乐化媒体则可以适度市场化。因此，对媒体角色的理解也是媒介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媒体研究者、记者甚至政策制定者都至关重要。
奥博尼奥：是的，正如我刚才所说，中国的人造卫星技术确实能够让更多人以更低廉的价格访问网络，但真正关键的是在网络空间中生成和提供什么样的内容。人们可以轻易地用无价值信息填满这个空间，但这对社会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内容生产，使用户真正受益。这不只是一个能否负担得起的问题，更是涉及媒介责任的重大议题。
张艳秋：谈到媒介责任，我想分享中国的另一个经验。在中国，电信服务是由国有企业提供的，因为我们认为电信服务是公共资源，不应被私有化。政府推动电信服务的市场化运作，降低了服务价格，这不仅加速了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而且确保国家对数字资源拥有主权。此外，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与西方的推特或脸书不同，它们能够提供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服务，这也是中国能够迅速成为无现金社会的原因之一。中国快速采取了适合自身发展的数字化路径。
借助建构性新闻促进和谐进步
张艳秋：您认为，中国和非洲传媒领域的学者们应当如何努力，以便更好地促进中非之间的合作？应该在合作中采用什么样的新闻模式？
奥博尼奥：在非洲，人们对西方的新闻模式提出了许多质疑，认为它并未充分解答当地社会面临的问题。非洲的新闻业正逐渐转向更加注重解决问题的报道方式，而不是传统的“捉贼式”新闻。这种转变强调关注教育性内容，而非仅仅追求轰动效应。实际上，建构性新闻的消费量远高于煽动性新闻。非洲的地方广播电台，尤其是本地电台，正在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电台关注社区内的日常生活，其本地化报道方式深受听众喜爱，因为这满足了人们对周边事物的好奇心和信息需求。在肯尼亚西部的一个案例中，当地电台帮助居民买卖家禽。居民可以通过电台发布销售信息，其他人则可以通过电台得知并购买。这种模式不仅促进了社区内部的交流，还有助于加强社区内部的互信互助。此外，当地媒体在社区安全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非洲的新闻从业者正在探索一种更加贴近民众、能够服务社区的模式。这种模式鼓励未经正式培训的个体参与报道，强调社区互助精神。当有人遇到问题时，社区成员会通过媒体得知并采取行动，共同解决问题。这种媒体实践有助于降低犯罪率，提升社区的整体福祉。总体而言，非洲的新闻业正在借鉴中国的一些新闻模式，如强调媒体在社会发展和社区建设中的作用。非洲媒体的这些转变有助于提升新闻的社会价值，使其成为促进社区和谐与进步的重要力量。
孟兰娟：请问在非洲的语境下，为什么建构性新闻如此重要？您认为建构性新闻在坦桑尼亚的发展前景如何？中非之间有哪些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姆里绍：建构性新闻不是简单地报道事件，还涉及改变人们的心态和态度，提倡从积极的视角来进行新闻报道，从而促使社会发生改变。这对非洲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众所周知，非洲的新闻学受到了西方新闻学的深刻影响，因此媒体报道中往往有很多负面和消极内容，这对社会心理健康非常不利。非洲有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念，比如乌贾马（Ujamaa），这是一种强调社区和家庭团结的社会主义概念。非洲的建构性新闻应该考虑这些本土价值观念，了解人们的实际需求，鼓励社区参与报道。
我们需要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提升记者的素养，使他们能够理解并实践建构性新闻的原则，创新报道方式，探索适合非洲社会和文化的叙事方法。在这方面，中国的新闻媒体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例如，政府为媒体提供资金支持，媒体也通过广告收入来维持运营，这种模式确保了记者的待遇，使他们在大型报纸和媒体机构工作时拥有较高的职业声望。媒体不只是为了盈利，还肩负着为公共利益和社会进步服务的责任。
在非洲，许多记者因为薪酬问题选择离开新闻行业。如果能够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培训，我们就能够提升非洲记者的技能和知识，使他们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利益。这种支持不仅有助于吸引和留住优秀新闻人才，还能够推动非洲新闻业发展，使其更有助于社会进步和社区福祉提升。
孟兰娟：长期以来，中国积极深化与非洲国家的合作，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贸易等多领域合作，推动中非关系全面发展，共同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您认为，在这一背景下，中非媒体应如何加强合作？有哪些具体措施可以落实？
姆里绍：中非媒体应在传媒理念、传媒教育和传媒实践方面加强合作。以传媒教育和培训为例，中国目前在非洲的媒体教育模式与西方有所不同。中国的模式更倾向于邀请非洲记者前往中国接受培训，这虽然提供了了解中国的机会，但也存在某些局限性，因为记者们难以将所学内容直接应用到日常工作中。
因此，中国需要重新思考其培训模式，让非洲记者和其他非洲媒体从业者有更多机会从不同视角了解中国，并将这种理解带入他们的工作实践中，这不是仅靠一次培训或短期访问就能实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如何在非洲进行媒介素养培训的呢？它为大学以及其他设置媒介素养课程的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和课程大纲，以这种方式提升影响力。美国国际开发署则向大学捐赠电脑并附带教学手册，借此在大学中实施媒介素养培训。我们需要探索如何让坦桑尼亚记者更好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
此外，还有内容方面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应向受众传达什么样的内容。您曾提到内容监管问题。在坦桑尼亚，内容监管有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是由编辑对内容进行审查。仅仅对记者进行培训是不够的，因为编辑有权决定记者所写的内容是否符合媒体的风格和要求。例如，编辑可能会认为，某些建构性报道不符合他们的报道风格。因此，中国对非洲媒体从业者的培训应包括两个层面，既要针对记者，也要面向编辑。同时，课程的结束不应意味着培训终结，而是需要持续跟踪考察培训效果，评估实际产出的报道作品，确保培训真正发挥作用。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非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肯尼亚日星大学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坦桑尼亚圣奥古斯丁大学社科学院公共关系系主任；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