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面临气候变化挑战，全球变暖、物种灭绝、极端天气等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为了应对危机，人们需要一种新的、能够提供指引的理念，以保护生态、推进绿色发展、促进环境治理变革。中国传统文化推崇天人合一，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世界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引领生态转型方面重要意义的人越来越多。本报记者邀请两位长期从事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学者——美国耶鲁大学环境学院、神学院和宗教研究系高级讲师玛丽·伊芙琳·塔克（Mary Evelyn Tucker）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陈霞，请她们详细解读儒家和道家思想中的生态伦理观念，发掘这种思想与现代生态文明之间的种种联系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意义，进而探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生态伦理观念可以为现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何种可借鉴的伦理支撑和哲学启示。

　　与中国结缘的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塔克教授，您被称为世界范围内探讨儒学生态维度的领军人物，可以分享一下您与中国文化结缘的故事吗？

　　塔克：我在美国纽约长大，我的外祖父曾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受他的影响，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到了东方文化。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我完整地听了陈荣捷先生讲授的中国哲学课程，当时还曾有幸与冯友兰先生交流。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对中国哲学着迷。我特别欣赏中国传统文化，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是中国哲学家王夫之的思想。20世纪70年代初，我到日本任教，得以更深入地接触佛教和儒家思想，这开拓了我的学术视野。自1985年以来，我多次到中国访问、交流，近些年几乎每年都到访中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等众多高校与学者们开展学术交流，与中国学者和政府官员一起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态文明，同中国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宇宙观

　　《中国社会科学报》：塔克教授，您曾说“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将人与自然纳入统一的有机整体，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原则。这是儒家思想对世界生态哲学思想的伟大贡献之一”。可以请您具体说说儒家思想中蕴含的宇宙观吗？

　　塔克：宇宙的创造性和统一性是儒家经典中频繁出现的主题，而人类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宇宙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儒家强调人与人如何共同生活并创建一个基于仁政的公正社会，倾向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主动作为。

　　儒家很少关注起源相关理论问题，也不着力探讨人格神的概念，却关注不断自我生成、相互关联的宇宙以及人如何融入宇宙中。儒家，尤其是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强调人本身应与自然界不断变化的节律相协调。儒家的整体宇宙观以“气”为基础，在儒家看来，正是作为生命实质的“气”构成了宇宙不断变化的基础，使得宇宙具备了“生生”的活力。儒家动态、有机、整体的宇宙观扩大了我们对伦理领域和道德关切的认识范围，并为重新思考人类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丰富资源，也让我们能够欣赏所有生命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不断重新感受到这一错综复杂的生命网络的神圣性。从儒家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大自然是由惰性的、静止的物质所组成，相反，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形式都具有“气”的主动性、生成性和渗透性。这种共享的心理—物理实体成为在人类世界和非人类世界之间建立互惠关系的媒介。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的宇宙观让我们看到一个非人格化的宇宙。自然万物的生灭变化是自发的，而非人为的。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宇宙和谐本质的认识并非天真烂漫的想象，而是出于对宇宙运行范式和真实状态的思考和体认。

　　《中国社会科学报》：陈霞老师，您主要从事道家思想研究，您认为道家思想中包含着什么样的宇宙观呢？

　　陈霞：道家以及后来的道教有着身体化的宇宙观。道家特别重视身体，身体在道家思想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道家的身体是一个广义概念，含有个体、社会、自然三重意义。在道家看来，个人、社会与自然三者在身体上存在着同构关系，存在着一致的哲学基础与修炼原则。从个人的身体延伸到他人的社会身体，最后扩展到自然宇宙身体。

　　对个人而言，身体是生命的原点和终点。在道家的开创者老子那里，身体具有优先性。老子在比较名声、财货和身体时把身体放在第一位，提出了“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强调身体比之于“名”和“货”的在先性。他讲“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在老子眼中，从身体出发的一切最为真实可贵。《庄子·让王》篇中有“两臂重于天下也”。这是因为在道家看来手臂、身体是原生的、第一性的、自然的。

　　身体的在先性不仅表现在对生命的强调上，还体现在道家对身体进行的种种延伸和外推当中。道家认为一切都可以从自我的身体开始。

　　在社会领域，道家把身体推延到国家和他人，讲“身国同构”“身国同治”之理。在自然领域，道家讲“天地大人身，人身小天地”，认为自然界也是我们的身体，自然和身体可以互相转化。这种关系道家用“大宇宙”和“小宇宙”来表达，而我更想用“外宇宙”和“内宇宙”这样的表达。外宇宙和内宇宙都是身体，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为身体与身体的关系，通过某种修炼，这两个身体还会融为一体，实现天人合一。成全万物、爱护自然，就是爱护我们的身体。这是道家独有的一种生态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提升个人的价值和生活质量，而且可以增强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使人们更加爱护大自然。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两位的介绍可知，儒家和道家的宇宙观有相似之处。

　　塔克：儒家和道家虽然在具体的主张上有所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宇宙观，这个宇宙观被描述为有机的、充满活力的和整体的。儒道两家都将宇宙视为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这种有机的、富有生命力的宇宙观对发展当代生态伦理具有特殊的借鉴价值。对儒家和道家来说，与自然和谐相处非常重要。儒家与道家一样，认为人类社会是变化、动态和发展的宇宙的一部分。宇宙被看作一个统一的、彼此联系的、相互渗透的巨大的有机整体，而不是各自分离的机械部件。

　　为构建生态伦理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二位看来，儒家和道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生态伦理建设有何启示？

　　陈霞：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污染防治攻坚向纵深推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们的祖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现在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构建生态伦理，培育生态文化，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包括道家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伦理构建中可以作出积极贡献。

　　道家的整体宇宙观对环境伦理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珍视、敬畏自然本身，而不是仅仅为了功利的目的利用自然；它提倡人应该欣赏并融入动态的自然进程之中，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控制自然。解决环境问题，我们仍然需要合理的环境政策，需要通过大力发展和推广生态科学、环境工程技术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但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只依靠科学技术解决不了人的问题。目前这种程度的环境破坏，可以说始作俑者是人，问题出在人身上，为了实现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解决人的问题。如果人们不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就会出现一边治理一边破坏的情况。即便我们能发现另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如果不改变自己，也只会把那个星球同样变成被污染的、千疮百孔的另一个地球。

　　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必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道家“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返璞归真”原则的启示下，避免过度消费，从对自然资源的耗费转向对自然的审美和爱护。在人类生产了大量物质财富的当今社会，提倡道家的“少私寡欲”与古代的节衣缩食大相径庭。古代的朴素和节俭是在物质资源相对匮乏情况下的被迫选择，而如今的朴素、极简生活，放在整个自然系统大环境中，从整个人类的发展出发，是在物质财富丰富背景下的自觉约束。这意味着人类的境界上升到了新阶段，是崇高人性的重要体现。将“少私寡欲”置于生物圈的大系统中，倡导节俭和循环使用资源，更能体现人性的尊严和高尚的境界。道家返璞归真的生活指导我们恢复已经迟钝的美感，建构温馨的家园、祥和的社区，享受工作，尊重技艺、手工和艺术，创造一个值得在其中度过一生的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社会。

　　塔克：儒家的生态伦理模式与道家不同，如果说道家的生态伦理模式是与当代深层生态学相通的自然生态学，儒家的生态伦理模式则可以被视为一种社会生态学。道家以自然为中心，而儒家更倾向于以人为本。然而，它们都没有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或激进个人主义问题。对道家来说，自然是滋养个体的源泉；对儒家来说，自然是公共生活不可或缺的根基。儒家伦理被描述为一种社会生态学，其中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自然秩序背景下人类秩序的关系性，即个人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总是与他人、宇宙息息相关。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深刻联系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伦理体系可以被描述为以人为中心的一系列同心圆，最里面的圆圈是家人，然后是一个人的老师、朋友、所处的社会等，最外圈是宇宙本身。在这个体系中，关系从家庭中的个人向外延伸到宇宙，天、地、人构成了一个互动的整体。

　　北宋思想家、教育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张载在《西铭》中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我认为，张载所称的孝不仅是仁爱好生，而且要推己及人、由己及物，将“父母”的概念扩展至天地、乾坤。能够进行这样的扩充，其基础是有机的、整体的宇宙观。儒家通过社会伦理、自我转化和礼仪上的实践，将微观的个人与宏大的宇宙联结在一起。个人与其关系中的其他人以及宇宙本身之间，存在相互的义务和责任。人进行社会交往以及与自然进行交流的许多模式都蕴含在礼仪中，而礼仪则是表达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互惠关系的形式。因此，无论是就个人还是整个社会而言，人们都应关注更广泛的对象，以实现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儒家这种宇宙观下的社会生态思想应该得到发扬光大。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了榜样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贯彻新发展理念、生态文明和建设美丽中国被写入宪法，这意味着中国要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请问你们如何评价中国当下为生态文明建设所做的努力？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其中有哪些具体应用和体现？

　　塔克：当下全球各国都很重视保护环境和解决生态问题，而中国政府把生态环境保护提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这是其他国家还没有做到的。我认为，中国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非常重要，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

　　在过去十年的发展中，中国不仅希望构建一个技术先进的社会，而且也在致力于建设生态文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增进同情、正义和包容，可以为环境治理注入伦理和精神层面的潜力。所以，如今在寻求新的、更适合的宇宙观和生态伦理观方面，研究中国文化及其对自然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人们认识到，除了使用新的科学技术和经济等方面的措施来解决环境问题之外，改变对自然的态度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建设生态文明需要从污染土地、空气和水的工业社会转向兼顾人类和地球福祉与健康的生态文明社会，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转变为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目前缺乏的是改变人们对自然的功利主义态度的哲学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为我们提供独特的宇宙观和伦理资源，帮助我们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关系。

　　陈霞：保护生态，通常与培养保护生态的文化习惯和传统联系在一起。道家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道”的开放性一直是新思想的来源和通权达变的途径。通过创造性阐释，今天它也将发挥同样的作用，可以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要求“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山水林田湖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有关部委编制了《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规划（2016—2030年）》，系统提出了推进耕地草原河湖休养生息的目标、措施和制度安排。《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也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道家主张“休养生息”“自然恢复”“和谐共生”，这与相关文件中的提法一致。

　　生态问题研究向跨学科方向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陈老师，您原来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宗教文化，现在把目光转向了它对生态文明的影响，而生态学属于自然科学，您如何看待人类生态学跨学科研究的发展前景？

　　陈霞：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类大规模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使近几百年生产的物质财富达到了过去数千年生产的物质财富的总和。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逐渐增多，臭氧层遭到破坏，气候变化加剧，生物多样性水平不断降低，冰川消退，海平面上升，土地荒漠化加剧。这些都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引发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现代生态学认识到人类活动也是影响环境的一个变量，把环境与发展问题从自然界引入到了人类社会。

　　对人在环境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使生态学的研究对象逐渐从早期的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转向了人与非生物环境、生物环境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极大地扩展了生态学的研究范围，深层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女性主义生态学、政治生态学、文艺生态学、宗教生态学等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生态学分支学科因此应运而生，并产生了人类生态学这一大跨度的综合性学科。人类生态学把社会和文化置于自然的大系统中，把自然界置于人类文化的视域之内，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联视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深层内涵和动因，从自然生态中寻求人类走出生态困境的智慧。目前，人类生态学已经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交汇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生态学领域的交叉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沟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开展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交叉研究。

　　生态学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向，让人们能够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广泛领域里开展对人与环境相互关系问题的全面检讨，将环境与发展问题从自然界引入人类社会。这种交叉让人们认识到，生态危机也是社会危机和人的危机，环境污染是人类心灵污染、精神污染和文化污染的外在表现。生态危机的发生与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精神追求密切相关。可以说，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类自身的生存危机，是人类制造的危机，摆脱生态危机必然要靠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万建对本文翻译有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