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许多学科的范式转换和历史跃迁，都同新方法的使用、普及关系密切。公共管理学科也不例外，当前国内外公共管理研究日益精进，并借用其他学科的最新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那么，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是否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新时期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会呈现哪些特征？这是公共管理学科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要厘清方法论流派
对研究方法的应用不应是盲目和肤浅的，而应认识到研究方法的背后是方法论，而方法论的背后是研究者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它们同研究者如何理解其所研究的对象息息相关，并决定了研究方法能否真正回答研究者关心的问题。研究对象存在的本质、研究者认知世界的合法途径、研究者的价值立场、在研究中所使用的语言，这些都是方法论背后所呈现的深层次因素，也是研究者选取和坚持研究方法时所必须直面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公共管理世界的复杂性和社会建构性，那么就要厘清阐释主义或其他方法论流派。
Riccucci在其2011年出版的著作《公共行政：求知传统与知识哲学》中，提炼了公共管理研究的六种认识论流派，即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阐释主义（或反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当然，还有其他方法论流派，比如行为主义、女性主义、社会建构主义、解构主义等。不同认识论流派的边界并非泾渭分明，相互之间也可能存在重叠。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些方法论流派之间的确存在差异，它们所对应的本体论、认识论等各不相同，所指向的分析方法和记录技术也迥异。针对某一理论的研究，采取上述六种方法论流派会关注不同的问题并用不同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和启示也会大异其趣。作为研究者，需要对此保持清醒的认知，选择合适的方法论流派以及其对应的研究方法和具体技术。
积极融会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像是工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习惯选择工具。正如即使原材料相同，使用不同的烹饪方法和食用工具，也会导致不同的食物形状、味道和口感。因此，公共管理应秉持研究方法论的多元主义倾向，合理吸纳并应用各种研究方法。推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走向多元化，需要通过多种方法的切入去剖析公共管理现象的多面性，还原和解释真实世界。特别是要融会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其应用于公共管理研究，并推动对公共管理现象不同面向和角度的认知。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和扎根理论，法律研究和规范分析，案例分析和历史制度分析，话语分析和现象学，视听和视频数据挖掘，这些研究方法都可以在公共管理学科中使用。
对于公共管理研究使用的一些在其他学科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的方法，我们需要秉持的立场是，这些方法论流派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而是反映了研究者所坚持的本体论、认识论等。同样一个问题，当我们使用不同方法论进行理解和解释时，不仅会有新的视角，也可能推动理论发展和实践启迪。因此，我们要积极进行跨学科合作，引入和创新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并为公共管理学科所用。
辩证理解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
公共管理研究的传统是以规范研究和质性研究为主，但是近年来量化研究的趋势日益明显。特别是最近几年，二者都得到广泛应用。这两种方法各有优势，应撇除量性之争，避免将二者完全二分和对立，或者使用一种方法的标准去衡量另一种方法。在一些情况中，量化研究无法触及问题的实质和现象的深层次，而此时就需要质性方法的支持和补充。而且，盲目使用量化方法去研究一些现象，就像是在路灯下找钥匙。不是因为钥匙是在路灯下丢的，而是因为只有路灯下才能看得见。所以，量化方法代表的是一种基于自然科学的科学主义倾向，并不是一种普适的研究方法。
人的行为绝不是自利和理性可以完全解释的，其背后有社会认同的影响，也有非理性的因素。所以，我们需要采取质性研究，情境化地阐释这些行为及其背后的驱动机制。比如，对于公共服务的情感维度，我们更多地需要使用质性研究，去发现其所蕴含的细微之处和意义所在。最近有关行政负担的研究，即公众在同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服从成本、学习成本和心理成本，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好的进展。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只能使用质性研究去理解公共服务的情感或情绪方面，而是说它和量化研究可以回答的问题是不同性质的。
面对心理和情感现象，心理学大量使用调查和实验等量化方法，但也包容精神分析等质性方法。量化研究在解释现象之间的联系方面有较大优势，而质性研究则能在参透这些联系背后的原因方面发挥有效的作用。有人打比喻，理论研究是分清楚中国面条和意大利面条的区别，量化研究是数清楚面条有几根，而质性研究则是亲口品尝面条。对于这些情境色彩较强的问题，要持续不断地“深入下去”，真正理解公共管理所处的情境、历史和文化。因此采用混合研究方法，在适当的方法论层面上融合质性和量化研究方法，可能是一种务实的选择。
重视公共管理研究的关联性
公共管理研究是应用学科，但需要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寻求平衡。研究方法是达至研究目标的手段，但不应本末倒置，更不能互换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当前公共管理研究特别注重研究方法的严谨性，却可能忽视了研究的关联性。而且，我们对研究的现实意义也要进行更多的反思，在坚持公共管理学作为应用学科的同时，要认识到现实性也是多层次的和有纹理的。
公共管理的一些研究发现可能无法直接应用于现实问题的解决，而更多的是提供了认识问题的新视角、理解问题的新思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就没有现实意义，只不过对其现实意义的认识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我们应拓宽对研究关联性的理解，实际上它可以泛指许多方面。比如，对公共管理历史的研究看似和当下行政改革关系不大，但是它们之间却有很强的联系。所以，加强对公共管理历史的研究，是特别需要提上日程的。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也会有助于公共管理学科在这方面的发展。
对于研究的外部效度，我们也需要采取多元主义的立场。比如，一些质性研究只是对某个组织、社区或人群的研究，它们是否具有代表性或可推广性，往往成为其被批评的关键所在。但是，质性研究所推崇的不是量化研究的抽样代表性，而更加关注研究对象所处的情境独特性。质性研究的要义在于“深描”，所以就要置身于特定的时空情境，而不是仅仅强求普适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中国公共管理研究而言，我们要认识到本土独有或颇具特色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恰恰需要消解对外部效度的过分强求。
公共管理学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的专业领域，因此，在公共管理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影响。与此同时，公共管理学又是一个范式多元的学科，尽管在某些时期会有一些范式占据主导地位，但归根结底是动态多元的。比如，一些学者擅长理论研究，一些学者专注定量分析，还有一些学者主张质性研究。而且，公共管理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日趋丰富、多变和复杂，需要利用更为多元的研究方法去理解和解释。由此可见，公共管理学需要有更强的包容性，让不同的方法论多元竞逐并共同提升。这意味着，熟悉不同研究方法论的学者需要更多的对话和交锋，寻求共同的认知基础和发展方向，并为本学科界定一个更为平衡和多元的方法论发展议程。
在上述四个方面，中国公共管理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可能比其他国家要大一些。通过将2000年至2017年中国九本主流公共管理期刊登载的6396篇论文进行编码，我们发现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主题和方法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公共管理学在快速转型的过程中，又在深度融入全球公共管理学的演变浪潮。一方面，中国的公共管理研究仍然以规范研究为主，尽管实证研究近些年有了明显增长，但其比例只有三成左右。另一方面，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量化趋势明显，引入了一些最新的分析技术，这同国际发展是吻合的。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进一步推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多元和提升，使其能够在理解、解释和解决公共管理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