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哲学思维不仅是一个学科的方法论，也是一个学科的价值归依。中国行政学的研究肇始于对美国学术的译介，经过三十多年的“本土化”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2008年以来，行政学发展进入反思阶段，学术起点与研究方法上的模棱两可、理论研究滞后于现实实践、研究对象的碎片化等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广泛思考。如何以哲学思维引领行政学的学科发展、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当下公共管理学发展的重要议题，也构成了近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一届行政哲学研讨会的主要议题。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辩证逻辑

　　公共管理的诞生源自行政学的发展，其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则较多地受到西方学术研究的影响，与传统的行政学研究具有不同的研究范式。但是，其在研究对象、方法体系、理论价值等方面也存在身份归属的模糊性，面临着“缺少关注真实中国问题的学术旨趣，面临管理主义与工具理性的挤压、理论研究碎片化”等学科发展问题。跨越公共管理学的身份认同困境，不能囿于从抽象角度讨论不同学科类型的知识传统，而应直面国家治理的真实情境，依托本土化的治国理政实践构建新型知识形态。同时，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叙事要以“全球化与地方性、传统资源与现代情境、基础学科与多元视角、规范思辨与实证研究”四个维度的辩证叙事方法为基础，真正建构起以问题为导向的包容性知识范式。

　　有学者以“社会科学的边缘到核心：公共管理学科再认识”为题，阐释了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三维路径。一是公共管理学科与整个社会科学之间的知识对话，即从社会科学学科认识性的历史变化角度，确认公共管理学科的自主性、科学性，以及其作为社会科学核心学科的合理性。二是学科内部共同体的对话，即通过重建公共管理学科的内部共同体，将对其的不同认知消解在对话过程中，并对构成该学科的有争议的基本问题进行辨析。三是在以上两场对话的基础上，论述作为社会科学核心学科的建设议程。这个议程包括：学科建构的启蒙指向——公共性价值的意义；学科建构的问题指向——多中心性与合作行动。公共管理学科从社会科学的边缘走向核心，是实践认知与理论发展的客观需要，是伴随现代性重构而产生的知识社会学现象。

　　也有学者认为，摆脱西方学术话语束缚，坚持行政学的本土化（中国化）道路是我国公共管理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公共管理学者不仅要有意识地推动行政学中国化的具体个案和实践调查研究，而且要进一步拓展行政哲学的研究。行政哲学既是哲学也是行政学的重要分支，未来的行政哲学研究应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重点加强对重大理论的研究，积极探索行政方法论、行政知识、行政能力、行政技术以及行政发展等领域；二是加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的阐释；三是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行政哲学思想的研究和总结，加强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智慧和行政思想的概括、提炼和研究；四是加强对中国传统行政哲学思想的深入挖掘；五是在比较研究视角下，对国外行政哲学思想进行判断和系统研究。

　　因此，有学者提出，公共管理研究回归行政学是学科健康发展的需要。回归行政学就是要建构一个能够解决当下中国公共部门问题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不仅需要解决时代性、具体性的问题，而且还要有原创性、本土化的特点。具体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回归行政历史，从中国丰富的国家政府管理经验与历史文献出发，挖掘、完善并发扬中国的行政管理思想史；从研究行政哲学出发，在整体上、价值上、体系上来讨论问题并解决问题。二是回归行政现实，主要包含行政教学与科研、行政教学与实践两个方面。这不仅可以利用科研培养学生们的学科意识、学术素质、钻研能力，而且可以将实践融入学科体系的建设中，突破公共行政的实践困境。

　　公共管理的实践哲学

　　行政—法哲学与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具有多学科融合的学术前沿问题，既是对中国政治现实问题的思考，也是探究解决问题的科学方式的现实关注。与会学者通过回溯行政与法的哲学本源，探讨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法律改革的影响。这些理论探讨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推动意义。

　　行政哲学、行政法学是公共管理学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其理论成果可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理论指导。因此，既要将政府职能作为行政哲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厘清政府的权能、行政方式，同时要确保其行政效率。从政府层级结构入手，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责、主要职能和重点任务，以及如何高效地实现这些改革任务。有学者提出，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必须立足于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体系目标和定位，厘清不同层级政府在构建公共服务体系中的职能，重构乡镇政府的职能，优化其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定位、目标和价值，加强乡镇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也有学者对当前政府职能现代化转型与中央政府推行的“放管服”改革进行了理论探讨。“放管服”是政府职能的供给侧改革，通过“放”来明确政府角色定位，通过“管”来理顺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通过“服”实现政府职能的优化与转型。还有学者认为，从宏观理论层面考察政府职能的转变问题，必须从理论层面理清政府与市场、社会关系及其权责划分，在此基础方可准确、高效地进行简政放权、优化顶层设计、推进部分政府职能的市场化。

　　有学者通过“共享单车围城”这一典型案例，分析了城市公共治理存在的问题，为宏观的公共管理理论探讨提供了实证支撑。共享单车是政府用社会资本弥补城市公共服务资金不足的“应急手段”，但是由于没有及时出台有效的监管制度，导致出现共享单车供应企业无序竞争等问题，破坏了城市的公共交通秩序，也显示了政府政务服务中的不足。对此，政府应主动发挥政府职能、积极行政，探索共享单车管理办法，以行政法规督促共享单车经营企业规范经营，引导公民个人规范用车、爱护“共享物品”。

　　另外，有学者从实践哲学的发展视角，探讨城市化进程中的风险问题，提出城市风险化作为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问题，是对快速城市化进程可能给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现实或潜在风险的结构特征和内在发展机理的反映和反思。城市风险治理业已构成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共识性议题。“空间治理”作为一种由役物至化人的现代化城市公共治理的创新形态，旨在通过政府、企业、社会、市民等不同主体在空间生产及其权益分配层面上诉求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和生态优化的“空间利益共同体”，达至风险时代城市空间配置、增长及其修复的科学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的空间治理愿景。还有学者以“思维方式的转型与调试”为题，从具体的行政案例出发阐释中国行政思维与西方行政思维的不同，以及在新形势下如何调试行政思维方式。

　　彰显中国特色 推进本土化

　　通过将公共政策和绩效管理与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联系在一起讨论，与会学者对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探索。

　　公共政策研究具有政治和行政的双重属性，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运行的结果，研究者不仅应该关注公共政策的执行和绩效，还应关注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全过程。有学者从行政学的视角关注政府决策过程，以中央政府的环境保护政策为研究文本，将政府的决策过程划分为理念构建期、行为构建期、焦点共识期与平稳发展期等阶段，构建了政府决策的“注意力—动机—行为”框架，为学界研究政府的决策过程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也有学者以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优化为切入点，主张把渐进主义决策模型嵌入到政策设计的优化过程中，以提高公共政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地方政府公共政策评估过程中存在着绩效管理如何做、评估指标如何设计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系统思维方式的问题，只有把行政改革目标中的精细化管理内容以量化的、指标性的方式描述出来，才有可能进行现代化的绩效管理体制改革。在层级政府管理系统中，上级政府的任务目标不清晰，下级政府在执行任务时就会出现问题。有学者提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借鉴西方公共管理的科学思维，采取量化指标体系，实现绩效评估的可操作化。这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应该通过观念引导、典型示范的方式，通过公共管理教育和技术方法的培训，推动这一过程加速实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有效推动了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行政管理绩效评估体制改革的科学化进程也不断加速。公共管理研究应高度重视行政改革实践研究、个案研究，更多地彰显公共管理研究的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积极推动公共管理的本土化、中国化。中国行政改革是中国社会政治改革的产物与现实回应。中国行政改革的历程是致力于科学的行政价值确立与回归的过程，也是积极探索现代管理理念融入行政管理过程，实现整体协调、建立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的过程。人民至上、依法行政、分工合作、无私奉献是中国行政改革理性反思的应然诉求。在此基础上，有学者以个案为例，积极探索行政审批制度、公共政务服务体系、电子政务改革以及大数据在公共政务改革中的应用性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