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政府治理、服务供应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单一的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明显存在缺陷。应该采用混合方法，既肯定定量分析的科学性，也要重视案例研究和定性方法的重要性，从而促进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逐渐趋于明确而成熟。

　　一直以来，对公共管理研究始终有两种矛盾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应该“入世”，反映和回应公共管理实践者的需求，并凸显公共管理的独特价值和精神。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共管理可以成为一门科学，使用科学研究方法并探究内在规律。在早期的公共管理研究中，第一种观点占据主流。有多达一半的期刊论文作者是实际工作者，研究人员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紧密，但在研究方法上同其他学科有一定差距。为此，许多学者认为公共管理学科面临严重的身份危机，强调规范而严谨的研究方法。如今，在公共管理论文作者中实践者占比不足三成，公共管理研究脱离现实。事实上，这是许多应用学科面临的相关性研究与学术严谨性之间如何求得平衡的问题。

　　学界与实务界的“双向不认可”

　　在当前政府职能转变、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治理和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迫切需要研究指导。但是，既有研究严重滞后于实践，由于体系不完善、研究范式单一、价值判断缺乏等缺陷和局限，在处理实践矛盾与冲突问题时往往爱莫能助。可以说，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缺乏紧密的关联，理论范式与实践模式之间存在严重的联通障碍。

　　当前中国政府治理与改革产生了大量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尤其是随着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和市场体制的逐步成熟，社会阶层、结构、运转方式乃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变迁。因此，客观上需要弥合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使公共管理理论可以支撑中国新型公共治理体系的构建。但是，公共管理研究中存在的学界与实务界“双向不认可”的问题亟须解决。

　　一些研究者认为，公共管理应以自然学科为典范，因此要注重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科学严谨性；并由此片面地认为，实践性知识的碎片化、情境化和经验主义等特征会降低公共管理的学科地位。一些研究者虽然尝试将理论向实践转化，但始终因为中间媒介缺失或传输链断裂而苦恼。而实践者通常认为，公共管理研究不仅充满了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且既有研究经常出现重复常识、违背客观事实、颠倒或混淆因果关系等问题。更为关键的是，脱胎于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可能因“水土不服”而失效，从而在公共决策过程中出现“无理论可依”，并带来主观决策、片面决策甚至拍脑袋决策等盲目决策现象。

　　研究与实践为什么脱节

　　学术论文过于晦涩的专业术语是导致研究与实践“两张皮”的最大桎梏。研究者不屑于使用公众听得懂的语言讲述理论，甚至故弄玄虚，从而导致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缺乏有效的传输机制，久而久之会迫使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

　　公共管理研究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也使其同实践难以对接。一方面，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引入中国的时间较短，目前仍处于借鉴阶段。与此同时，西方公共管理学自身也处于基础理论建构过程中。美国公共管理研究独占鳌头，却有浓厚的实证主义色彩，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如果对这些“舶来品”生搬硬套，则会出现与中国国情相脱离的“消化不良”现象。另一方面，中国公共管理领域试图引入私营部门管理经验和理论，但公共部门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私营部门。因此，直接照搬私营部门的理论和方法，容易陷入缺乏公共价值取向而引致的“管理主义”。这非但不能发挥理论的预见性和先导作用，反而会产生理论误用的弊端。

　　此外，公共管理研究存在从方法缺失到方法迷失的隐忧。公共管理是一个年轻的研究领域，仍然处于完善和规范研究方法并谋求身份认同的关键阶段。近年来，经验或实证研究越来越受推崇，并成为公共管理研究的重要方法流派。研究者越发强调实证研究和高级定量分析，并逐渐陷入极端的“定量主义”。然而，这些复杂的研究方法对于公共事务管理的实践者来说意义并不大。

　　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及低效的转换途径，也使公共管理研究的传播过程受阻。自然科学有一条从纯理论到实践应用的应用链，上游研究者可以追求“为科学而科学”，学术生产过程与结果可远离实践；中游研究者以上游研究为基础，形成接近实践应用的研究；下游研究者基于上游和中游研究，形成可以指导实践或解决问题的研究。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的传导同样遵循此模式，但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和考核晋升压力，使研究者在自我定位中争相去做上游研究，中、下游研究严重不足。学术评价标准趋于单一，忽视研究的实践价值。在面对政府治理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时，下游研究者和作为终端客户的实践者，缺少有效的研究指导。

　　鸿沟如何弥合

　　中国改革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复杂的公共问题，这为公共管理研究和理论发展提供了绝佳的机遇。因此，应大力繁荣公共管理理论，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构建根植于中国政治社会生态环境的理论体系，并在原有的管理学、经济学和新公共管理学理论的基础上融入公共价值取向，从而以实践的变迁催化理论的发展，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理论框架。

　　制度是联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载体，也是理论研究成果的价值取向之一。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如何构建多元治理模式、有效提升政府供应公共产业和服务的能力、增强实施公共管理的能力与水平等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而当前情况下，由于制度设计者的意识及能力问题、社会治理的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等问题，我们的制度设计经常不能很好地反映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优秀成果，而经常成为成功实践的阻力和障碍，这恰恰是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鸿沟的一个重要体现。

　　探寻合理研究方法。由于公共管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目前并没有主导的研究方式，但在实证研究中过分推崇定量方法的做法已然受到批判。更为重要的是，研究方法的选择应与学科的价值取向密切相关。随着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兴起，当公共管理的价值取向为“公平优先”，更多关注“民主平等、公民参与”时，过分推崇定量分析可能会偏离公共管理的价值理念。鉴于此，在政府治理、服务供应和政策实施过程中单一的定性或定量的研究方法明显存在缺陷。应该采用混合方法，既肯定定量分析的科学性，也要重视案例研究和定性方法的重要性，从而促进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逐渐趋于明确而成熟。

　　构建有效传输途径。学术评价体系是看不见的指挥棒，弥合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要从改革学术评价体系以及相应的激励制度入手。公共管理理论不能脱离其生产背景，应将理论细分为学术知识与实践知识，并明确两者生产方式和应用范围的区别，从而在研究机构与科研院所建立多元的学术评价体系及相应的激励机制，在肯定上游研究者的学术价值的同时，挖掘中、下游研究者的学术价值。同时，通过建立多样化的“中介媒介”如一些中等水平的学术期刊，吸纳更多的中、下游研究者进行理论传导和扩散；也可以开办培训、咨询及一些研究会议来完善学术理论的应用链条，拓展理论向实践转化的途径。

　　研究的应用有许多意涵，既有直接应用，也有间接应用。恰如凯恩斯所言：“自认为不受任何智者影响的实践者，往往是早已作古的经济学家的奴仆。”实际上，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应用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这就像一个“黑箱”，可能远未真正打开。通常人们认为学界和政界是两个界限分明的群体，他们使用的语言、价值取向、激励机制都大异其趣。但是，对澳大利亚公务员的研究发现，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可能是有误导性的。政策决策者与学术研究者之间有一系列互动，但是某些人更重视和使用学术研究。与此同时，受制于决策过程的分工属性，这种互动关系较为复杂。对加拿大政府官员的调查显示，不同政策领域对大学研究的应用程度差异极大。研究本身的特征，以及研究是否聚焦于学术发展或政策需求，对研究是否被采用的影响不大。决策者对研究的调适情况和搜寻研究的努力程度，官学两界的联系和互动，以及决策者所处的组织情境，是决定政府官员在多大程度上使用研究的关键因素。因此，研究与实践的关联性可能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