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坤 徐艳霞:认罪认罚从宽制中的“技术性上诉”
2018年07月11日 09: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11日第1490期 作者:赵树坤 徐艳霞

  《刑事诉讼法》第253条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90条均规定:“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在被交付执行刑罚前,剩余刑期在三个月以下的,由看守所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代为执行。”正是基于此,某些被告人为了规避在监狱服刑,在一审判决后采取上诉的方式来故意拖延诉讼的终结时间,以使得人民法院在作出二审判决时,其剩余的服刑期限在三个月以内,从而可以留在看守所服刑而不必被送往监狱服刑。这种“上诉”作为一种“技术性措施”,即“技术性上诉”。如果被告人被判处三个月以上的执行刑,且通过上诉可能会导致二审判决时剩余执行刑期在三个月以内,其便会选择“技术性上诉”来拖延时间,以求在“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庇护”下,等到二审判决后在看守所服刑。

  自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该制度获得了快速的发展。2016年7月,中央深改组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指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涉及侦查、审查起诉、审判等各个诉讼环节,要明确法律依据,适用条件”。2016年9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决定》,其中规定授权“两高”在北京等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自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试验性立法”的方式予以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开始实施。并且,2018年4月25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提请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已经明确,要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纳入刑诉法进行立法。

  该制度作为重大的司法改革举措,目的在于激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动与司法机关协作,从而简化审理程序、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而“技术性上诉”违背诚信,人为增加了对个案司法资源的投入,破坏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简化审理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和节约司法资源的价值目标,也损害了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通过对司法实践的原生态案例进行考察来看,被告人“恶意”利用“技术性上诉”措施拖延时间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既想享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带来的刑罚从宽的“福利”,又想享受不到监狱进行服刑的“红利”,进而达到对己利益最大化的效果,这违背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设计的初衷,与该制度提高诉讼效益、将有限的司法资源运用到疑难复杂案件中的价值目标背道而驰。然而,对于这种“技术性上诉”现象,目前的法律法规以及《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等规范性文件并未进行明确的规制,给司法实践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对此,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规制。

  第一,对认罪认罚从宽案件考虑适用一审终审,即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规定,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办理的案件,被告人不得上诉。当然,对于限制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权这一问题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不准被告人上诉剥夺了被告人的基本权利,违背了两审终审原则,可能损害被告人正当权利,导致司法权恣意滥用。该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从制度设计的初衷和逻辑来看,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一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逻辑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理性自愿且获得充分的律师帮助的前提下与控方进行平等协商。既然理性自愿地进行了选择、诉讼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那么从逻辑和情理上来看,上诉和抗诉的案件应当是极少数。也就是说,如果实行一审终审,受其影响的被告人数量并不会多。且从司法实践的运行状况来看,上诉率和抗诉率也是低位运行。如2016年11月到2017年12月期间,广东的上诉率为0.63%,2016年9月至2017年7月期间,山东青岛的上诉率为1.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情况的中期报告》中显示,检察机关抗诉率、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上诉率均不到0.1%,被告人上诉率仅为3.6%。可见,司法实践的数据和逻辑结果是一致的。二是即使实行一审终审,也有充分的机制能够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一方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处理的案件,要求控方进行权利义务告知时,必须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详细解释适用该程序的具体要求,征求意见,并明确告知可以“反悔”;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有律师在场,可以详细咨询律师;在审判阶段,法官重点审查被告人的自愿性,发现非自愿的,转为普通程序审理。如有些地区为了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要求适用认罪认罚的案件所有程序全程录音录像,以防止受“胁迫”而不自愿地选择适用该程序。另一方面,如案件确有错误,可通过再审程序进行救济。三是实行一审终审有可借鉴的范例。美国和英国对辩诉交易下被告人的上诉权进行了严格限制,原则上不得上诉;意大利的辩诉交易制度、德国和法国的处罚令程序等也实行一审终审。虽然我国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辩诉交易制度和处罚令程序,但是它们之间存在相同之处。我国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完全可以对“一审终审”的制度设计进行借鉴完善,防止被告人将上诉权作为投机的工具。

  第二,提高认罪认罚案件罚金和缓刑的适用比例。虽然“两高三部”在《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法[2016]386号)中没有对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性质和刑罚幅度等进行正面的规定,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重点是基层法院管辖的轻罪案件,特别是刑罚幅度在三年有期徒刑以下的案件。而被告人采取“技术性上诉”的动因也正是想在看守所服刑不想去监狱服刑。因此,为避免“技术性上诉”的发生,应当减少短期自由刑的适用比例,提高罚金刑和缓刑的适用比例,即对认罪认罚从宽处理的案件尽可能多地适用罚金刑和缓刑。提高罚金和缓刑的适用比例,一方面可以与国际轻刑化的趋势接轨,避免羁押带来的“交叉感染”,如法国等国的违警罪的刑罚只有罚金刑;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鼓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特别是减少“技术性上诉”,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第三,逐步统一在看守所服刑和在监狱服刑的待遇。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被告人之所以利用“技术性上诉”拖延送监服刑时间,以达到留在看守所服刑的目的,是因为在多数地区,被告人在看守所承受的劳动强度、管理严格程度、食宿标准等比监狱情况要好一些。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被告人便会通过“技术性上诉”的方式寻求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样作为服刑的罪犯,不应该因为所在服刑机构的不同而出现待遇上的较大差异,这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原则的内中含义。应当将看守所和监狱的服刑条件进行统筹规划,逐步统一规制、统一标准,如果服刑人员面对的劳动强度、管理的严格程度、给予的食宿条件等在看守所和监狱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没有了“技术性上诉”趋利避害的动因。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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