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立法学解读
2018年06月27日 08: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6月27日第1480期 作者:王怡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规则,要求规则当中的后果模式设定合理,奖惩适度。规则当中的行为模式要获得人们的普遍遵守,必须通过后果模式的设定,为人们的守法提供动机。守法动机既可以来源于物质或精神层面的收益,也可以来源于经济或自由层面的损失。

  近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着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全过程,确保各项立法导向更加鲜明、要求更加明确、措施更加有力”。这不仅为今后一段时期的国家和地方立法部署了重要任务,也为立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全体学人提出了重要的学术议题。法律法规如何才能更好体现国家的价值目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公民的价值准则?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过程中,立法者应当注意什么问题,处理好哪些细节?基于相关立法理论,本文试从立法原则、立法技术和立法策略三个方面展开论述。

  立法原则上的要求:科学立法与民主立法

  《规划》指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必须遵循的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价值引领,坚持立法为民,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统筹推进”。这几项原则的提出,本质上是对科学立法原则、民主立法原则的重申和具体化。首先,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立法必须更加注重科学性,具体体现为:

  其一,立法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统筹推进”。这里的“问题”主要指的是社会问题。马克思指出,法律是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法律以社会为基础,而非相反。故立法者应将发现社会问题作为一切立法活动的起点。脱离了问题意识,立法便是主观臆断的产物。然而,发现了社会问题,并不直接等同于法律存在立改废的需求,至少不意味着立法者应当立即采取行动。立法需求的满足必须讲究时机,这是“统筹立法”的题中之义。在一定时期内,国家的立法资源和社会的承载能力都是有限的,立法必须分析和评估立法的经济成本和制度成本,寻找法律立改废的最佳时机和优先顺序,不能急于冒进。

  其二,《规划》中明确了六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分别涉及不同的立法领域,需要多个法律部门参与。科学立法原则要求,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必须深度把握不同部门法的特点,尊重各个部门法的独特性,注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性要求同具体部门法特殊的价值要求相协调。例如,“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基本导向,其中既凸显了“平等”和“公平”的价值地位,也赋予“交换”和“竞争”以应有的空间,是对社会主义特色同市场经济规律的兼顾。再如,在民生立法领域,《规划》提出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法定化”,意味着民生立法应当更加注重平等,这里的“更加注重平等”不可不加选择地一概适用于其他部门法领域。

  其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要求立法更加注重民主化。《规划》中指出,要“坚持和巩固人民主体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体制,从源头上确保鲜明的价值导向”。其中的“人民主体地位”揭示了立法中的重要原理:立法必须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要求今后的立法过程,应当更加注重公民参与,立法不仅要反映群众需求,也要倾听群众意见。例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要求“把一些基本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而何谓“基本”?由谁判断?法律设定的行为标准应当反映道德要求,不应同人民群众普遍认可的道德水准相差太远。

  立法技术上的要求:具体、明确、合理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首先要善于利用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条款。在这一点上,《民法总则》提供了典型范本。《民法总则》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写入立法目的,在其后的许多条款中也作了相应规定。这不仅体现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视,也为司法过程中涉及价值难题的疑难案件提供了实用的解决方案。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出于对“规则之治”的强调,疏于或难于回应人民群众普遍认可的道德生活。从丰富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的相关内容入手,有助于缓解法律与道德的紧张关系,《规则》中提出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也便更加易于实现。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规则,要求规则当中行为模式的设定务求具体,评价标准尽量明确。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曾经强调,法典的意义在于其可接近性,“一个父亲在不需要教授的情况下,也能够通过阅读法典而教其儿子领会法律的规定”。明确性、肯定性、可预测性是一切形式的立法都必须满足的基本要求。因此,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规则的过程中,应注意将道德语言合理转化为法律语言,转化为明确、肯定的行为模式和精细的判定标准,要“融入”而非不加转换的“借用”。要避免模棱两可的表述,杜绝执法和司法环节的主观擅断,避免人们在守法过程中的无所适从。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规则,要求规则当中的后果模式设定合理,奖惩适度。规则当中的行为模式要获得人们的普遍遵守,必须通过后果模式的设定,为人们的守法提供动机。守法动机既可以来源于物质或精神层面的收益,也可以来源于经济或自由层面的损失。以人为本原则要求,法治必须服务于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有异曲同工之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和倡导,根本目的也是为了增进人民的幸福。以上种种均对规则当中的后果模式提出了科学设定、奖惩适度的要求。凡能够通过正向鼓励,引导人民守法的场合,不宜强行适用惩罚措施;在必须规定惩罚措施的情形中,要选择能够达到目的的最小损害方式。

  立法策略上的要求:平衡与衔接

  其一,在公权力义务与个体权利义务之间求得平衡。法的基本内容是对权利与义务、权力与权利进行配置,在一定价值导向的参与下,有选择、有策略地满足社会需求。对权利与义务、权力与权利不同方式的配置形成了不同性质的法律,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追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不能一味注重对个体权利义务的调整,忽视了对公权力义务的约束和调控。对公民权利每多一分确认,对公权力的义务性要求就多一分跟进,意味着公权力不得缺位,要为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措施。类似的,对公民义务的每一点增加,也要求公权力在场,但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在法治的范围内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约束。

  其二,实现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妥善衔接。即便是针对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考虑到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中央立法需尽量克制,避免作出一刀切式的规定。在中央立法当中,时常见到一些带有政策性、原则性、宣誓性的语言,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并非是立法者有意怠慢,而是一种策略性的转换。例如,修订后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18条,在许多人看来是一条强制人们“常回家看看”但又无实质强制力的“笨法”,实则不然。空巢老人现象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牵涉到子女、地方政府、用人单位等多方利益。倘若国家层面的立法为此设定明确而严格的规则模式,此法出台之后必然难以施行,甚至可能导致普遍性违法的发生。立法解决这一难题的方式,是通过“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的规定为老年人的子女减负,同时又将有关规定具体化的任务转交给地方立法,由各地根据当地经济水平和其他方面的现实条件,决定“常回家看看”的落实方式和进度。目前已有包括河南、福建、广西、海南等地出台地方性法规,明确独生子女在父母住院期间,享受护理假权益,另有多个地方的独生子女护理假政策也在酝酿当中。“常回家看看”是一起典型的“道德入法”案例,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律法规的过程中,类似的立法难题有可能经常出现,而破解这一难题的可行对策之一,便是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衔接转换。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刘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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