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念及法律，大约不会将之与文学联系起来。法律条文和法学论著在大众头脑中的印象可能是冷静、有条理、权威、专业，而“文学”意味着人物、情节、虚构、有情感，尽管二者都以文本的形式呈现，但差异极大。不过，若我们探查历史，观看法律一路走来、步入现代的足迹，却可能发现意料之外的景观。法律未必与文学绝缘，循着文学的线索，或可增强我们对法律的理解，帮助反思。

　　尽管梅特兰说不应扯破“历史之网”，但总有一些时代、时刻显得特别，能使我们窥见更多。现代世界的根源自然可以追溯到古代，然而，欧洲近代早期对古代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却不可不查。在法律亦复如是。13、14世纪，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展开，知识领域出现了广泛发掘、学习和复兴古典文本和学问的潮流。这种新学问被称为“人文学科”，包括语法、修辞、诗学、历史、道德哲学等，研究、传授这些学问的学者则被称为“人文主义者”。随着新学问的兴起，文艺复兴运动从艺术转向更广阔的领域。法律自然不能免除人文主义的影响，包括时常显得独立于欧洲大陆的英格兰及其普通法。到了15世纪，法律家显示了他们是如何将新学问融入法学著作的，比如，在《英国法礼赞》中为英格兰法律和政制大唱赞歌的福特斯鸠爵士。当我们打开这本书，会发现作者并未沿袭12、13世纪实践性颇强的法学著作形式（12世纪也有师生问答形式的《财政署对话》，但其内容是技术性的解释），而是采用人文主义者喜爱的对话文体，将法学思考呈现为司法大臣与王子的对话。年迈、智慧的大臣见王子沉湎于比武，遂提出研习法律的劝勉，由此次第谈论法的定义、目的、功用、分类、法庭、法律职业，等等，其间又提到英格兰法律的优点（尤其与法国比较）。大臣循循善诱，王子虚心求教，最终被“说服”努力学习英格兰法律。

　　福特斯鸠是一位普通法法律家，出身林肯律师会馆，后来做到王座法院首席法官。同时，他显然受到了人文主义的影响，对古典和当代的新学问很熟悉。《英国法礼赞》的文学形式与人文学者们喜爱的“君主宝鉴”有关联，福特斯鸠很可能借鉴了意大利和法国人文学者的作品，且以当时流行的对话形式撰写。如此，这部著作就不仅是在讨论法学理论，而是兼备实践用途，尤其寄望于贤臣对明君的教育，促成君主对法律的尊重和热爱，以此引向善良统治。

　　人文主义的影响在16世纪达到巅峰。这一时期英格兰最重要的法学著作是克里斯托弗·圣·杰曼的《神学博士与英国法学生的对话》，同样是一部对话体的著作。圣·杰曼是中殿律师会馆的资深法律家，退休后专心著述。他在这部著作中详细论述了法律的分类、英国法的渊源，特别是试图调和衡平法与普通法，将衡平纳入通行法律的整体。按传记作者的说法，圣·杰曼非常博学，不仅谙熟英国法，对人文学术也有相当的掌握。在这部作品中，神学博士和英国法学生两个角色交替发言，论及法律分类、财产权的起源、良心的定义等问题时由博士主导，论及英国法渊源和规则时由法学生主导，二者相得益彰。

　　圣·杰曼在前言中自述写作目的，表示盼望通过此书“良善地指导本国民众的良心”，以此形成和谐的政制。并且，考虑到这个目的，作者特意用拉丁文写作（第二部更是直接以英文写作），而不是用法庭惯用的诺曼法语。也就是说，这位法律家选择对话文体、使用通用语言，乃是希望对更大范围的民众产生某种教育功能。由此，普通法成为英国绅士“通识教育”的内容之一。这个愿望到了18世纪，在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释义》中也依然有所体现。

　　对话文体有一种独特的引导能力，随着两个角色平静、互补的对话，读者在一种和谐的气氛中被潜移默化地说服。不过，国家的法政局势并不总是平静和缓。16世纪同样是发生巨大波动的时期，尤其是宗教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亨利八世的离婚案不断发酵，最终酿成英格兰与罗马教廷决裂。剧烈的对抗并不限于宗教领域，很快蔓延到政治和法律事务。由于离婚诉求必须克服教会法的阻碍，国王便在一些能干的大臣和学者的帮助下，不断提出法律上的论辩。其间，皇家印书人曾刊行一本宣传性颇强的小册子《真理之镜》，也采用了对话体，两个角色是神学博士和法律家，一唱一和地证明国王的前次婚姻无效，应在英格兰裁判离婚案，并把至高权归于“在议会中的国王”。之后，国王果真通过议会立法切断了教廷对婚姻案件的管辖权，达成离婚另娶的夙愿。

　　英国宗教改革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政制变动，教会的立法权被撤销、司法权也大为削弱，中世纪以来的二元体制就此打破。在改教风潮中，坚定的天主教徒、前任大法官托马斯·莫尔与圣·杰曼就异端案件的审理程序等法律问题发生了一场论战。双方你来我往地发表了篇幅相当大的文字。圣·杰曼在论辩中仍然运用对话体。不过，在他以对话体写成的论战作品中，“对话”已然徒有虚名，仅仅维持一个表面的形式，主体部分是大段的论说。两位法律家日益激烈的“对话”最终被国王叫停，莫尔旋即因拒绝作效忠宣誓被捕入狱，草草受审后定罪处决，圣·杰曼渐渐淡出公众视野。在多事之秋，国王显然不愿意看到激烈的公开论争。此后，随着宗教改革的进展，社会矛盾加剧，不同立场者之间往往唇枪舌剑、互相攻讦。对话文体常用于论战，温和气质和说服功效大不如前。

　　在英国血腥的内战和短暂的共和政制之后，查理二世复辟。曾经担任国王数学教师的霍布斯撰《比希莫特》（原题《关于英国内战的对话》）呈送御览，痛斥长老会牧师、民主派绅士和普通法学者出于智识上的虚荣，滥用政治修辞术，鼓动人民不服从国王的权威。后来，霍布斯还写了一部《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矛头直指爱德华·科克及其代表的普通法传统。在霍布斯笔下，对话完全失去了和谐感，只见哲学家痛诋普通法之不合理性，尤以否认主权者的至高权最为可恨。法律家在哲学家面前只得唯唯称是，既无合作，也无争论。有趣的是，对于自己的两部对话体作品，霍布斯都表示过不愿公开出版。霍布斯的计划，是以理性的“科学论证”取代莫衷一是的意见和蛊惑人心的修辞，由此才能建立稳定的政治和法律。所以，对话这种文体并不符合他的目的，几何学式的推理才能令他满意。霍布斯以降，普通法虽仍傲然挺立，但法律毕竟日益走向“科学”，对话也不复是法学著作的文体了。

　　如今，人们对法律的观感，大致接近霍布斯的设想：科学地斟酌制定，主权者颁行，学者们事先事后的研究论证。法律和法学以科学知识和国家规范的形象示人，然而，我们还是会在不经意间看到对话浮出水面。在我国的法政生活中，每有重大的立法活动（包括公布重要的司法解释），往往会配发一个“答记者问”，以问答的形式介绍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背景、目的以及民众特别关心的问题等。寻常通稿之外，偶尔还有文字更活泼的新闻发布会实录。相比法条和法学论文，民众显然更容易理解这些对话体的文本。对这类文本的使用也显明了法律在实践中的教育和说服等因素。在只有一个声音的法律背后，很可能有两个声音在对话，要么是和睦的对谈，要么是激烈的争辩。若法律是共同体秩序的反映，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思考，那背后的对话所展示的生活是否足够美好。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