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硬法制在社区治理中相辅相成，既发挥了硬法的基础性与框架性作用，又发挥了软法的延伸性与辅助性作用，从而形成软硬兼施的联动效应，促进社区治理的规范、高效和有序运行。

　　社区是基层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最小的社会治理单元，社区治理的成败直接关涉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现与否。社区治理在当下面临着风险社会带来的巨大挑战，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化的牵引，现代风险已经与传统风险出现了巨大差异，构筑起一道有别于传统社会运行逻辑的沟壑，尤其是风险社会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不信任性撞击着社区治理的基础。

　　风险社会下社区治理面临挑战

　　风险社会下的社区治理必然面临着两个巨大挑战：由不确定性引发的多元利益诉求的化解难题，以及由不信任性引发的伦理基础的消融难题。

　　首先，权利意识觉醒激活了潜在的权益诉求。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诱因与社会结构分化交织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激发下，利益多元化的格局也逐渐显现。在此基础上，民众的权利意识逐渐高涨，对于与自身紧密相关的权利要求也逐渐增强，在追求自治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利益平衡中，社区治理的模式随之发生内生性变化。

　　其次，网络化与城镇化冲击了传统的社区治理基础。传统社区治理的根基在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中生根发芽，对社区的稳定与繁荣作出过重要贡献。这种社区治理根基具体体现为通过互惠关系构筑一种相互信任的基础，在家长里短式的互帮互助中建立了一种自助式的关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又通过声望机制，外化于社会交往中进而凝聚社区内居民的向心力，社区居民通过闲言碎语式的考评建立一种口碑，借此维系社区治理的道德根基。因此，在规制手段上，多借助一种建立在乡土场景中形成的村规民约等本原社区治理机制来解决社区中出现的治理难题。风险社会中内生的网络化与城镇化造成传统社区治理的根基面临着较大风险，网络化意味着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加速，人的观念与空间位置流动性增强，导致传统社区治理根基的沃土被慢慢侵蚀，熟人社会已经开始向陌生人社会突变。而随着城镇化的来临，村社之间的分轨也逐步走向合一，让通过互惠关系、声望机制等搭建起的传统治理纽带逐渐瓦解。现代社区治理通过契约交换将温情脉脉的社区转化为临时居住场所，摒弃了熟人关系网络而转向一个完全陌生的互联网时代。新型社区内居民则希冀民主推选的代表（业委会）来维护自身权益，随着契约端口的物业公司与社区民众的可能冲突，现代社区治理成为在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与社区民众之间达至一种相互平衡的状态。

　　另辟蹊径化解社区治理难题

　　面对风险与挑战，传统社区治理基础也逐渐失去其权威作用，现代社区治理必须另辟蹊径，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影响下，社区治理法治化逐步成为当下解决上述问题的必然抉择。

　　第一，法治思维转变传统理念。从某种程度上看，秉持何种理念直接决定了治理的方式。传统社区治理更多强调政府管控，社区职能模糊化，居委会工作人员也多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反而加剧了社区居民与居委会之间的矛盾。社区治理的法治化要求居委会工作人员牢固树立法治思维，传统单线管理模式逐步走向多元治理，增强社区自治功能。用法治方式解决社区内部的利益纠葛，进而化解社会矛盾，逐步构建社区主体间合作共赢机制，使法治理念、法治意识成为一种良好社区氛围。

　　第二，软硬法制树立治理规则。社区作为基层治理单元，承载着供给、居住、计生、娱乐、就业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社区内多元主体间利益诉求的差异容易导致社区内部的冲突性与对抗性。硬法作为调节社会纠纷的基本工具，启动也往往让矛盾进一步激化，在此情形下，为破解硬法带来的负面效应，游离于法律之外寻找一种情理处置方式，可能存在潜在的隐患。化解治理之殇的一个抉择恰好在于软法之治，软法正好暗合了社区治理的基本理念，其制定形式简单灵活、实施机制方便有效、制定程序民主服众的特性适合解决社区治理难题。借此，软硬法制在社区治理中相辅相成，既发挥了硬法的基础性与框架性作用，又发挥了软法的延伸性与辅助性作用，从而形成软硬兼施的联动效应，促进社区治理的规范、高效和有序运行。

　　第三，依法而治塑造法治形象。社区居委会承载着治理的基本功能。在治理过程中要坚持依法行政，坚持程序意识，树立良好法治形象。实践中在涉及社区居民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上，要坚持经过民众参与论证、集体讨论决定等基本程序；在发生社区内部争议的时候，要规范、公正、文明地处置问题，让公平正义的理念在社区内部彰显；对关涉居民财产利益的支出，要及时进行公开。同时，要对物业公司依法依规地进行规制，通过规范、公正的程序正义搭建良好的交流平台，进而塑造优良的法治形象。

　　第四，宣传教育促进法治意识。社区居民是社区的主体，居民法治素养直接影响一个社区的治理水平。传统社区治理通过互惠与面子等维系居民之间和谐相处，随着陌生人社会的到来，一个社区内的居民除非通过简单的文体活动相熟之外，并未有其他较为正规的交流渠道。在发生社会矛盾时，也往往采取极端的处置方式，尤其是暴力方式解决问题，造成社区安全感的缺失。社区恰恰可以成为法治宣传教育的前沿，其与民众的交流距离最近，因此可以承担起促进法治意识提升的阵地，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让民众明白法治是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必需品。因此，推进法治进社区是当下法治宣传教育的可行方式，有助于社区治理水平的总体提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研究”（14CFX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