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巴寻蜀:“巴蜀文化”概念的学术史考察
2020年12月25日 09: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25日第2077期 作者:本报记者 曾江 实习记者 廖苏予

  “巴蜀文化”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或者科学命题,从“提出”到“确认”再到“突破”,考古学在这一过程中作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学界对巴蜀文化的认识也是如此。在巴蜀文化研究起步之初,特别是“巴蜀文化”这一学术概念在20世纪40年代的提出,正缘于考古学进展而发轫。初冬时节,记者踏上了探寻“巴蜀文化”学术概念的原点之路。

  “巴蜀文化”学术概念发轫地

  追溯“巴蜀文化”学术概念的提出,绕不开一个地方,这就是成都西北角的白马寺。

  “巴蜀由来古,殷周已见传。”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省广汉县出土了一批玉石器,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葛维汉、林名均参与发掘,并在发掘简报中提出“广汉文化”概念,后来郑德坤曾专章论述。1934年,郭沫若在给林名均的信中提出“西蜀文化”概念,认为其很早就与华北、中原有文化接触。抗战时期,学术机构纷纷内迁,一批据说是在成都西北角白马寺出土的青铜器引起入蜀学者卫聚贤的注意。他多次到白马寺考察,得知此地大约从1920年前后就已开始出土器物。结合考察成果,卫聚贤于1941年撰文明确提出“巴蜀文化”学术概念,至今已近80年。记者根据卫聚贤文章描述,按图索骥来此寻访。

  细雨霏霏,府河自西北向东南流来,两岸水杉挺拔秀美。从五丁桥过河,就是当时的城外。白马寺为成都西北角的名寺,今只留残迹,而“白马寺”逐渐成为这一带的地名。

  听说记者来这里寻找白马寺遗迹,社区工作人员带着记者来到白马后巷。这里立有一个城市人文地标牌,上书“金牛白马寺”,并简要介绍了白马寺的来历,但没有提及其与巴蜀文化的关系。卫聚贤记录的白马寺考察过程详细生动,还特别提到白马寺坛君庙前有两家茶馆,砖窑的工人在这里喝茶休息。记者发现,附近如今仍有一些老茶馆在营业。白马寺街上,成都市有关部门正在打造特色街巷,兴建“白马·成都茶香街”。

  据卫聚贤自述,1941年4月起,他多次到成都搜集青铜器,先写成《蜀国文化》一文。其后,在林名均告知下,卫聚贤得阅《华西学报》相关论文,发现此类青铜器分布不限于古代蜀国地,也见于古代巴国地,于是卫聚贤将文章改题为《巴蜀文化》发表。“巴蜀文化”这一学术概念由此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

  抗战时期“巴蜀文化”研究记忆

  记者来到四川省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查阅《说文月刊》《沙磁文化》等学术刊物,翻开纸张泛黄的老杂志,回顾历史记忆。卫聚贤在《说文月刊》上先后策划两期“巴蜀文化专号”。《说文月刊》第3卷第4期为第一期“巴蜀文化专号”,1941年10月15日在上海出版。这期内容略显分散,不久刊物停刊。

  此后,卫聚贤又在重庆推出《说文月刊》第3卷第7期,又称“渝版第1号”,仍题为“巴蜀文化专号”,于1942年8月15日在重庆出版。封面上“巴蜀文化专号”6个字为红色,由当时在渝要人题写,非常醒目。封面印出目录,这期依次刊发于右任、张继、吴敬恒、卫聚贤、王献唐、商承祚、郑德坤、林名均、董作宾、朱希祖、缪凤林、徐中舒、傅振伦、郭沫若等名家文章,大多直接切题,各抒己见,精彩纷呈。这种策划突出主题,再加上精心装帧,有利于学术传播,提升学术影响力。

  “研古集多士,振奇来群娟。”查阅资料,可以发现最初参与“巴蜀文化”学术论辩的这些学者,从卫聚贤到顾颉刚、徐中舒、冯汉骥等人,大多数在抗战时期入蜀,包括郭沫若、蒙文通等四川籍学者也是这时陆续回川。其中,卫聚贤是一个关键人物,正如其名“聚贤”,集聚学者,切磋辩难。抗日战争时期,学术机构纷纷内迁,学人漂泊西南,使当时的成渝成为全国学术中心之一。这一客观形势促进了西南区域综合研究的发展,而“巴蜀文化”学术概念的提出正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因此,“巴蜀文化”研究的发轫,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进展,还是抗战时期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篇章。

  涉猎广泛的卫聚贤于1926年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王国维,同时受到李济很大影响。1933年,卫聚贤撰写的《中国考古小史》成为中国第一本考古学史著作,该书由李济作序。1937年,他又撰成《中国考古学史》,对中国考古学史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时,夏鼐在四川李庄等地工作。他在1982年撰写的《郭沫若同志和田野考古学》中回忆,卫聚贤是个“怪人和妙人”,在重庆开了个“聚贤楼”茶馆,经常邀请文人学者到这里喝茶摆龙门阵。抗战时期,卫聚贤与郭沫若有很多学术交往。1940年,卫聚贤和郭沫若曾在重庆江北发掘汉墓,当时影响很大。夏鼐表示,郭老在江北等地的田野考古经验,“令他对于这种工作有了正确的认识。对比之下,他懂得什么是现代的科学的考古发掘。解放后,他主持中国科学院的筹备工作时,他预见到新中国的考古工作一定会蓬勃开展,这便需要一个考古研究所来承担这繁重的学术工作”。1950年8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正式成立,中国考古学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开创地域文化研究新天地

  记者了解到,卫聚贤曾在成都忠烈祠市场等地购得白马寺青铜器若干件。这批青铜器的去向问题,引起了记者的兴趣。

  从成都到重庆,记者根据材料线索一路搜寻,来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在博物馆展厅内,记者看到了几件巴蜀青铜器。其中,巴蜀鸟纹铜戈、巴蜀兽面纹铜鍨这两件皆为兵器,戈两面均饰相同鸟纹,鍨两面均饰相同错银兽面纹。据器物介绍,这两件器物为1951年卫聚贤捐赠,已被列为馆藏珍品文物。通过与《说文月刊》上的文章对比,记者发现眼前正是卫聚贤于20世纪40年代在《巴蜀文化》一文中著录发表的器物。

  据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研究馆员龚义龙撰文介绍,20世纪50年代初期,卫聚贤将其收藏的文物捐赠给政府。有档案记载,卫聚贤共捐献文物47箱、929种计18365件。其中,铜器200件、兵器286件。这些文物后划归西南博物院,辗转归藏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白九江在梳理重庆文物考古事业发展史时表示,在文物考古研究方面,当时以卫聚贤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着重研究了成都及重庆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和汉代文物,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开创了四川盆地上古文化、地域文化研究的新天地。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段渝表示,要注重提出“巴蜀文化”学术概念的学术史和方法论意义。他认为,当时,以考古材料来印证、补充或纠正文献材料,在研究方法上突破了传统考据学的研究框架,开创了以近代方法论研究巴蜀文化之新风。学术界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并确立的“巴蜀文化”科学研究命题,在中国学术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将永远彪炳学术史册。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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