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精准扶贫的伦理范式
——访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何绍辉
2020年01月17日 08: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月17日第1860期 作者:本报记者 明海英

  精准扶贫在实践过程中面临一些困境。当前,在突破这些困境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更加重视技术治理的视角,而相对忽视了精准扶贫中伦理的重要性。围绕精准扶贫中引入伦理范式等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何绍辉。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简要介绍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的实践困境和原因。

  何绍辉:精准扶贫关键是要解决好扶贫工作中存在的瞄不准、扶不到位的问题。为提高精准扶贫的精准度,各地在实践中摸索出各项配套性制度,这对于推进精准扶贫政策的落地见效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各地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无论是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还是精准考核,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实践困境。其中,既有农民的结构性贫困、信息把握不准、精准识别不够等原因,也有“没有准确把握当前农村贫困的主要问题,扶贫资源的配置和利用陷入‘内卷化’困境”等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什么要引入伦理视角?

  何绍辉:一方面,精准扶贫的实施,离不开扶贫办、驻村单位及驻村干部、贫困村村干部的通力合作,而这些机构和人员处在不同序列,彼此没有太多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各自的行动逻辑也有所不同。因此,在精准扶贫实施过程中,除了扶贫技术,以乡土伦理为主导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很大程度上成为主导精准扶贫实践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实施精准扶贫,除了自上而下的施政伦理的影响,在地化伦理即乡土伦理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精准扶贫政策在乡村社会真正落地见效,不仅需要精准的“数字”,也需要看似说不清、道不明的“数理”。这个“数理”,从本质上说就是广大民众心中的“道理”,即村民普遍认可的价值标准。这是因为,当前大多数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较少,很难用可以量化和比较的数字来具体测算。当遇到难分彼此的帮扶对象时,更需要按照村民认可的地方性共识,也就是所谓的“数理”来确定。

  总之,分析研究精准扶贫在乡土社会中的实践,不能不重视以下学术资源:其一,长期以来在村庄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乡土伦理或价值观念,包括对公平与正义的理解、对是非对错的看法等;其二,民众日常生活及行动的逻辑;其三,亲缘关系、地缘关系等社会关系,尤其是具体村庄社会结构中的各种关系的运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引入伦理视角,拓展了哪些研究新领域?

  何绍辉:第一,精准扶贫研究中的技术范式,常常把精准扶贫作为一项具体工作任务或一般性的行政性事务,参与和实施精准扶贫的执行者往往会按照科层制下的行动逻辑开展具体工作。引入伦理的视角,从政治伦理的角度去研究精准扶贫,就不会把精准扶贫仅仅理解为简单的上级派给下级的工作任务,而会认识到精准扶贫是执政者的历史使命。

  第二,引入伦理视角,从村庄社会生活与民众日常生活逻辑的角度分析和理解精准扶贫及其实践就会发现,技术研究范式把过多的精力聚集在科层制内的人员身上,忽视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尤其是贫困户与驻村干部、村干部与驻村干部、贫困者和村干部与县乡扶贫专干等人员之间的互动。技术研究范式过多关注如何从施政者的角度进行精准扶贫,而较少研究贫困者本身以及作为精准扶贫落地关键的村干部的行动逻辑。在乡土社会这一伦理场中,如果缺乏对行动主体社会关系的分析和理解,如家庭关系以及超越于家庭关系的家族等孕育乡土伦理的关系,则对于精准扶贫的分析和理解就是片面的、局部的,也就难以为分析和解决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提供可行的方案。

  第三,技术范式关注较多的是如何处理精准扶贫特定事件或如何解决特定技术问题,而忽视了精准扶贫实践所可能涉及的各种现实社会关联。引入伦理视角,还是希望更多地从整体上分析和理解精准扶贫实践在乡土社会中的遭遇,以及为何以精准扶贫为典型的技术治理在乡土社会中会遭遇困境。运用伦理范式分析,既要考虑到血缘、地缘等乡土社会伦理层面,还要考虑到行政伦理层面,从社会历史文化、日常社会生活、村庄社会结构等层面入手,对精准扶贫实践中的各种非正式运作及其逻辑作出合理解释。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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