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长江流域的文明之花
——访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裘士京
2019年09月06日 08:3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6日第1773期 作者:本报记者 明海英

  大量的考古发现表明,距今6000年至4000年前后,在黄河流域、辽河流域、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分别出现了具有代表性的龙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区域性史前文化,它们各具特色,曾一度平行发展、并驾齐驱,宛如盛开的重瓣莲朵,熠熠生辉。但就在它们向文明社会迈进的关键时期,出现了文明之花在黄河流域一枝独秀的局面,这背后有何历史和文化逻辑?哪些因素阻碍了长江流域迈入文明的殿堂,甚至导致其一度长期落后?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裘士京。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史前文化?

  裘士京:考古资料证明,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的文化发展并不落后于黄河流域。1982年,我在考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黄河、长江两条大河的中下游地区是我国最早的两个经济中心,是两个并驾齐驱、平行发展的文化系统。生活在这两个地区的先民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在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中晚期,他们都已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鼎盛时期,处于阶级社会的前夕或初级国家阶段。30多年的考古发现愈发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尤其是近年来被确认的、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良渚瓶窑古城、瓶窑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瑶山、汇观山祭祀遗址,莫角山良渚宫殿遗址的发掘也证明了这点。我相信,随着位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古城考古发掘不断推进,将从更广的范围证明这一观点。

  但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黄河流域中下游突飞猛进,率先突破氏族制度的桎梏进入阶级社会,成为(夏)商周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在此后的两千多年时间里,成为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长江流域的文明发展一直进步缓慢,尽管在商周时期,南方地区曾出现过以江西新干商墓、苏皖地区土墩墓为代表的南方青铜时代文化,但这些文化的高度可能还无法与中原地区并肩;春秋战国时期,南方地区一度出现过颇为兴盛的吴、越和楚国,但最终还是服膺于中原文化;直到汉代,江南广大地区“渔猎山伐”经济仍然占主导地位,六朝四百年奋起直追,唐宋时期逐渐在经济上赶超,明清全面强势超越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和支撑,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现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如您所说,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原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所不同。黄河流域农业发展有哪些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

  裘士京:文明的起源必须以农业革命为基础。要说明两条大河流域在向文明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历史不平衡的现象,必须抓住农业发展水平这条线,对两地的土壤、气候、人口、地理环境等因素进行综合考察。

  考古资料表明,黄河流域的先民以培养出半干旱的粮食作物粟而著称于世,长江流域则是世界上最早的稻米种植地之一。黄河中下游地区从地貌上来看大多是黄土堆积而成的平原或高地,黄土不仅土质疏松,富含养分,还具有“自肥现象”和良好的“毛细现象”,加之在远古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河流密布,为“刀耕火种”的原始种植业发展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条件,原始先民即便使用简单的木、石、骨质工具,也能轻松地进行土地开垦和作物种植。

  在气候方面, 据研究,数千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温比现代略高,雨量也丰沛些,气候特点是冬春干旱,夏季多雨,且雨量多集中在七、八两个月。这种气候条件对当地原生的、包括粟在内的黍类作物群的生长相当适宜,在同样粗放耕作的条件下,耐旱的黍类作物产量明显高于水稻类作物产量。

  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化时期,家畜饲养无论在品种、数量、饲养周期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从而导致渔猎、采集经济在生活中比重下降。相较于此前,先民的生活有了更充分和可靠的保障,手工业与农业开始分离,玉石、陶器、金属冶炼也都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黄河流域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逐渐形成。这些都是黄河流域能够比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珠江流域较早进入文明社会的经济上的优势。

  另外,黄河流域当时人口较其他地区集中,氏族部落星罗棋布。仅以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为例,某些沿河地区村落遗址相当密集,在两岸不过数里的范围之内,就有十多处村落遗址。这些村落有不少在当时是同时存在的。到了父系氏族时期,随着掘井技术的发明,先民摆脱了对天然水源的依赖,生存领域随之扩大,在一些远离河流湖泊的地区也建立了村落,人口数量有新的增加。

  《中国社会科学报》:相比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原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遇到哪些困难和问题?

  裘士京:长江流域的原始农业也有相当悠久的历史,约七八千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等地,曾发现大量谷物遗迹和数十把精制适用的骨耜等工具,由此可以推断,当地的农业发生时期可向前追溯到更为久远的年代。长江流域水稻的种植在一些地方较为普遍,稻米已成为这一地区先民食物的来源之一。但种种迹象表明,江南地区原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遇到许多障碍,其本身地理自然条件上的优势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发挥,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一直难以形成。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渔猎采集的收获物在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因此,剩余产品少、私有制的萌芽发育迟缓,最终导致了社会发展的缓慢。

  从地理条件看,江南地区有狭长的平原,山地、丘陵较多,森林茂密。水田农业是在沼泽地和比较低洼的地方进行,这些地方土壤肥沃,利于开垦,但要改造成适合于水稻生长的田,还要花费较大的劳动代价。气候温暖多雨,杂草丛生,又常有积水或干旱,需要开沟排水或引灌,费时费力。唐宋时,一般种植水稻所需时间和劳力是种植旱粮的三倍以上,火耕水耨只能小面积进行,水田农业的扩展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必然影响稻谷的收获量,进而影响原始农业的发展。汉代以后随着铁器牛耕技术的普及,水利设施得以兴修,稻业生产有了保障,也为南方发展注入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与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不一致,江南地区“渔猎山伐”经济发达。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

  裘士京:其一,江南“地广人稀”,南方人口基数少,瘴气流行,疾病更容易传播。

  其二,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为采集渔猎经济的存在与持续创造条件。因为“地势饶食”,所以“无饥馑之患”。先民无需辛苦劳作,仅采集渔猎就能衣食常足。生活资料容易获取,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削弱了人们进一步向农业、畜牧业发展的实践需求,大大延缓了前进的步伐。加以水稻种植较旱作农业耗时费功,江南地区农业尽管一直在发展,但未能普遍地形成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制。

  其三,5000—4000年前,华夏、东夷、苗蛮集团之间的斗争在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中写下了民族间大规模融合的第一章,最终在黄河流域形成以华夏为主的融合中心。这种融合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原地区的进步,另一方面形成了对战败部落、地区政治上的压抑,影响了当地土著文化的发展,出现了局部的倒退或停滞,造成或加剧了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导致江南地区一度落后,未能与中原地区一道进入文明社会。长江流域尤其是江南地区为此经历了长期的不懈努力,才逐渐赶上时代的步伐并超过了北方中原地区。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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