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化研究前景广阔
——访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玉堂
2019年09月06日 08: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6日第1773期 作者:本报记者 明海英

  长江文化是长江流域文化特性和文化集结的集聚和总和。围绕长江文化的具体含义、长江文化的特质及其表现、长江文化研究受关注的原因等问题,记者采访了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刘玉堂。

  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文化复合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简要阐释长江文化的含义。

  刘玉堂:广义的长江文化,是以长江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位置优势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具有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换言之,是长江流域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合。其概念内涵既有专门性、特指性,又有包容性、序列性。

  狭义的长江文化,是指文化地理学或历史学意义上的长江流域文化。它承继了仙人洞文化、彭头山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滨文化、大溪文化、北阴阳营文化、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和西南、华南地区一些尚待确认定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蕴藉了滇黔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容纳了巫觋文化、傩文化、道教文化、南方佛教文化和江南士族文化;包孕了近代湖湘文化、海派文化、岭南文化及闽台文化,发展为现代革命文化和当代社会主义新文化。

  总之,长江文化作为一个时空交织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势必形成一些带有普遍性、持久性和相对稳定的文化特质——创新、进取和开放。

  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文化创造活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长江文化旺盛的文化创造活力有哪些具体表现?

  刘玉堂:首先,水稻的栽培和推广是长江文化为人类作出的巨大开创性贡献。迄今我国共发现新石器时代含人工栽培稻的文化遗址约60处,95%在长江流域。其中,时代最早的水稻遗存是长江中游的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距今约1万年。其次是湖南澧县彭头山,距今约8000年。再次是长江下游的浙江余姚河姆渡,距今约7000年。以上四者不仅早于黄河流域最早的稻谷遗存,而且比已知国外最早的稻谷遗存——印度北方邦安拉阿巴德市马哈加拉遗址的稻谷遗迹分别早4000年、2000年和1000年。因此,说稻作文化由长江流域向环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播迁,不无依据。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哲学,也是在长江流域创立的。由老子发其端、庄子衍其绪、屈原推其波、荀子善其终的唯物主义天道观,不仅为汉代道家建构完整的宇宙结构奠定了基石,更为中国哲学的独立发展开辟了道路。

  此外,中国共产党创立于上海,早期领导人主要来自长江流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的根据地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中国现代史上不少重大革命活动和历史事件也都发生于长江流域。所有这些,无不表明长江文化具有蓬勃的朝气和创新的伟力。

  在社会体制变革及近代探索中居前潮

  《中国社会科学报》:长江文化的进取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玉堂:一种文化是否具有进取的志向,是决定它是否具有超前性或前趋性发展力量的重要标准。首先,从长江文化的第一个辉煌期——春秋战国时期来看,无论是巴蜀北抗秦陇、内结羌淮,以至成为西南强国,还是楚国转弱为强,跃居春秋五霸之一,或是吴国的北进西突、东拓南征和越国的卧薪尝胆、发愤图强,都表明了一种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它们分别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铸造了上古长江文化的辉煌。

  其次,长江文化的进取特质在中华文化迈向近代化的变革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据有关资料显示:1895—1898年间,全国创办的主要报刊有31种,60%分布在长江流域。其中有广泛影响的3种报纸——《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前两种都创办于长江流域。《强学报》阐述变法之必要,自强之亟需,影响既深且巨;《时务报》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不数月间,风靡海内外。可以认为,在中华文化进行社会体制变革、走向近代的探索中,长江文化一直居于前潮。

  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种文化如果离开了开放的精神,终会停滞萎缩乃至消亡。请您谈谈长江文化的开放性及其表现。

  刘玉堂:从长江文化的整体功能来看,它是一个开放的文化系统。所谓开放性,其一,是指它具有兼收并蓄、容纳百家的恢宏气度,在充分认识自己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和融汇异质文化的养分,不断地更新自己;其二,是指它在吸收异质文化养分的同时,源源不断地输出自身的文化能量,给异质文化以影响。

  以先秦时期长江流域的巴蜀文化为例。巴蜀文化不仅吸收了楚文化、吴越文化、滇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先进因素,而且还吸收了西亚文明、东南文明和印度文明中的某些养分。同时,它又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上述诸地。

  秦汉以后,长江文化的开放精神有增无减。在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过程中,长江文化积极汲纳西方文化中的先进内容,率先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

  长江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凸显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年来,长江文化研究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甚至在国际文化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长江文化研究作为一门“新学”,何以能迅速崛起?

  刘玉堂:长江文化研究热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需要。其一,在国际大文化格局中,流域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建设已成为世界性潮流。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河流文化,如亚马孙河、密西西比河、尼罗河、莱茵河、多瑙河、伏尔加河等大河流域文化,正日益引起世人关注。作为世界第三大河流的长江,其流域文化的研究受到重视也是必然的。

  其二,长江流域的历史传统、地理位置和文化面貌,同朝鲜、日本和地处南亚、东南亚地区以及其他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有着密切的关联。

  其三,中华文化历来是由北南二元耦合的,北方以黄河文化为标识,南方以长江文化为表率。二元耦合的态势虽因时而异,二元耦合的结构却始终存在。长期以来,被当作中华文化唯一摇篮的黄河文化理所当然地受到世人的礼遇,本当与其并驾齐驱的长江文化却遭到不应有的冷落。这一“热”一“冷”的两极现象,严重地妨碍着人们对中华文化的全面体认和客观评价。而扭转这一反常现象的唯一途径,就是将长江文化研究提上议事日程,使之与黄河文化研究处于平等的地位。

  其四,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长江流域的重大考古发现接踵而至,无不给学术界以巨大震撼,迫使人们对长江文化的成就、特色和地位作出新的思考。

  其五,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中愈益发挥出突出作用,显示出先导性。国家根据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的态势和东南沿海全面开放的趋势,确立了建设横贯东西、带动南北的产业密集带的“T”型战略决策。如今,在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等国家重大战略聚焦的历史机遇面前,长江文化的研究和开发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课题。

  总之,长江文化研究,对于探索文明的起源、文化的演进,对于从整体上认识长江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把握长江的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民族与文化,以及研究它与东南亚、南亚乃至太平洋地区的古今文化交流,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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