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任重道远
——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孟华平
2019年09月06日 08: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9月6日第1773期 作者:本报记者 明海英

  早在史前时期,尤其是距今10000—4000年之间的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地区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格局就已经形成。可以说,在秦汉王朝建立以前,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基本上独树一帜。因此,在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时,长江中游地区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

  长江中游地区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其中有什么样的地位?扮演何等角色?须由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来回答。围绕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孟华平。

  深入理解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报》:关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考古学研究领域有何进展?

  孟华平:20世纪50年代以来,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学取得了长足进展,田野考古资料的积累比较丰富,既有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也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既有中心地区的材料,也有边远地区的材料。同时,研究成果也蔚为大观,所涉猎的领域相当广泛,除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遗存的年代排序、文化类型划分、谱系分析等基本问题外,对稻作起源、聚落形态、社会结构、技术水平、文明进程等问题都展开了有益的探讨。应该说,长江中游史前文化基本上具备了进行系统研究的良好条件。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已基本确立。它除具有自身的特点外,还吸收了周邻考古学文化区的诸多因素,相互间有着广泛的交往与联系。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也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多样性,构成错综复杂的文化结构。同黄河流域的古代文化一样,长江中游地区也是中华文明诞生的摇篮之一,稻作遗存、古城、刻划符号等成就提供了探索中华文明进程的新途径,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体来看,通过系统分析和研究,虽然对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有了比较深入的理解,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已经建立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结构的完善体系。

  一些基本问题依然存在较大分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提到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认识上依然存在较大分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孟华平: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认识上依然存在较大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其一,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虽然从总体上看已经基本确立,但对一些具体遗存的年代关系,学术界仍未达成共识。如城背溪遗址与彭头山遗址的年代关系,屈家岭遗址墓葬与六合遗址早期墓葬及王家岗遗址墓葬的年代关系,大溪墓葬之间的年代排序,三元宫墓葬之间的年代排序,季家湖遗址的年代等,学界尚有诸多不同看法。

  其二,对考古学文化与类型的理解方面,无论是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还是这些文化的诸类型,均存在不同的见解,有些甚至大相径庭。如对大溪文化类型的划分就是典型的一例,有的将其分为关庙山类型和汤家岗类型,有的将其分为关庙山、汤家岗、边畈和油子岭四个类型,有的则分为关庙山和中堡岛两个类型,并认为汤家岗、边畈及油子岭类型均不属于大溪文化的范畴。

  其三,关于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关系,主要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是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一元观,一种是二元论。这两种观点涉及的核心问题是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它直接涉及对考古学遗存的年代划分和考古学文化的界定。

  逐步解决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报》: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孟华平:对长江中游地区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作简单概括,或能有助于今后的考古工作。

  在历时性研究方面,依据层位学和类型学方法,我们把长江中游地区近6000年的史前遗存尽可能地细分为五大阶段十六期及若干段。由于各个区域的考古工作不平衡,有的区域所划分的期段较多,序列比较完整,有的则较少,存在若干空白,所以现在的划分仍是粗略的。如汉东地区、鄂东南地区偏早阶段遗存发现的较少,存在若干缺环,是本身就缺乏此阶段的遗存还是考古工作的原因?如果有目的地开展这方面工作,我们所建立的年代序列将更加完善和科学。另外,像彭头山遗址那样所作的系统测年还相当少,距准确判断长江中游史前遗存绝对年代的要求还十分遥远。

  在共时性研究方面,对考古学文化与类型的划分标准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如对大溪文化的界定与类型划分便是典型的一例。对此,尚需作深入的理性思考及切实的田野实践。另外,如边畈文化、庙坪类型等,其遗存只局限于少数几个遗址,它们的分布范围与文化特征仍要作进一步的探索。目前对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的划分仍是抽象的,并非准确的界定,而只有准确的界定,才能更清楚地认识考古学文化的发生、发展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应特别指出的是,在年代划分比较粗略的情况下,关于考古学文化与分布范围界定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谱系研究方面,因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还缺乏年代较早的遗存,并不能与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进行直接比较。所以北方系统的文化渊源除推测之外,还要有计划地开展工作。回顾环洞庭湖地区在探索皂市下层文化渊源方面卓有成效的成果,我们对发现北方系统考古学文化的较早遗存充满信心。此外,根据考古学遗存中陶器的联系与差异程度,虽然可把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关系划分为北方系统和南方系统,但如果能更多地开发和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如人骨的DNA分析技术等,研究其他考古学遗存,那么,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关系将更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尽管我们从环境、文化传统、文化交流、社会结构、族属等方面探讨了长江中游史前考古学文化结构的动因,但我们的研究仍存在明显的局限。当然,考古学研究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其基础结构、中间结构与深层结构之间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因此,建构此系统工程既需要大量缜密、科学的考古实践与尽可能完整的考古资料,也需要考古学理论方法的日益完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问题的存在是客观的,问题的逐步解决也是客观的。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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