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兵 杜运辉:燕赵文化的演变路径
2018年10月26日 09: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26日第1561期 作者:戴建兵 杜运辉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孔子创立了儒学,此后儒学成为中华文化主脉,燕赵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持久且强有力的作用。

  为中华文化注入创造性

  春秋末年,勃海郡鄚人扁鹊已经论及“五藏”“血脉”“血气”“经络”“望闻问切”等概念,这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萌芽。

  战国时期的燕赵文化呈现出多样化态势。濒海的燕国富有方士学传统,是汉代道教兴起的重要思想渊源。燕昭王“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兵家乐毅、阴阳家邹衍、纵横家苏秦便是这些“贤者”的代表。邹衍提出“大九州说”和“五德终始说”,以水、火、木、金、土五行循环终始来解释历史发展,对此后中国的政治哲学影响深远。他又善谈阴阳,《史记·孟荀列传》载其“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这对《系辞传》《文言传》及西汉的董仲舒等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山国深受儒学熏染,《太平寰宇记》引《战国策》佚文,云其“专行仁义,贵儒学,贱壮士”。出土的方壶铭云“务在得贤,其次得民。……作敛中则庶民附”。赵武灵王在位时推行“胡服骑射”,不仅增强了军事实力,使古代战争由车战进入骑兵时代,而且客观上促进了华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邯郸是继齐国稷下学宫之后的学术中心。法家的重要先驱慎到,强调“势”(君主权力、权势)的重要性,提出“故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由此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这一观点后来被韩非子所继承。公孙龙受孔子“正名”思想影响,通过“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等著名论题探讨了概念之间的区别,并在“指物论”中探讨了名实关系问题,推动了认识论与逻辑学的发展。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表现出融合儒家与纵横家的学术理念。

  继承与发扬

  邯郸人荀子是战国末期伟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站在儒家立场上,批判性地接受了道家“道法自然”思想,提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荀子认为,自然变化的原因在于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这对《易传》有一定影响。他一方面提出“天行有常”,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肯定自然过程的客观规律性而否定天命论;另一方面又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肯定人类能够发挥主体能动性而改造自然。这种天人关系论对《易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等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荀子肯定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还认为人类具有高于其他物类的优越价值,提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这种宇宙层次论,有助于重新理解人类价值的根源性与超越性之统一。荀子认为,慎到、老子、墨子、宋钘、申不害、惠施、庄周等人各有所“见”亦有所“蔽”,并进一步提出“虚壹而静”的“解蔽”思想,从而对先秦认识论与逻辑学进行了总结。他在政治上主张礼法兼举、王霸并用,开中国封建政治之先河。荀子在儒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是《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的重要传承者。清代汪中云:“六艺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其弟子张苍、浮丘伯、毛亨,及再传弟子刘交、贾谊、韩婴、毛苌、孟喜、董仲舒、萧望之、匡衡等人,都是秦汉时期儒家群体的重要代表。他们从学术思想和政治实践两方面深刻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生活。荀子既是先秦诸子的批判者和总结者,也是古代中国思想文化创新的新起点。

  推动文化交融合流

  燕赵文化保存和传承了中华文化的重要思想,将儒学奉为中华文化主脉,还引入了新的文化资源,与儒学共荣并生。

  秦始皇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统一中国后,燕赵原住民一部分内迁到蜀地,一部分避居朝鲜半岛,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文化发展。例如,卓氏、郭纵把冶铁业传入西南地区。他们“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原籍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的秦将赵佗统一岭南,并推行“汉越一家”的民族政策。“百越之地”由此成为中华文明版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秦从内地迁移大量人口戍边、修筑长城,促进了燕地边疆的开发与民族融合。

  汉初叔孙通制礼,陆贾和贾谊都以儒家为主而兼综儒道,但儒学的两大重要人物是河间献王刘德与广川郡(今河北省衡水景县西南)的董仲舒。此外,燕人韩婴(今河北省任丘人)是汉初今文韩诗学的创立者。其学术思想以儒学为主,兼采黄老之学。韩婴还精通《易经》,当时的学者多从其学《诗》《易》。“大毛公”毛亨汉初在河间授学,是古文毛诗学的创立者。其传人“小毛公”毛苌被立为河间献王的博士。“诗经学”的韩、毛两派都发源于燕赵大地。

  儒学复兴以儒家经典的发现和整理为前提。汉武帝所立“五经博士”多为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典主要来自鲁恭王发现的“孔壁藏书”与河间献王刘德搜集的先秦“善书”。公元前155年,汉景帝封刘德为河间王,建都乐成(今河北省献县河街镇)。刘德曾受学于儒者卫绾。史书记载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好古爱学,收集余烬”。刘德在位20余年间,广泛搜集《周官》《尚书》《礼记》《孟子》《孝经》及《老子》《司马穰苴兵法》等文献资料,建日华宫(今泊头市西严铺)、招贤馆(今河北省献县君子馆村),“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山东儒者多从而游。他整理的“古文先秦旧书”是古文经学的基本文献,而“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的“实事求是”精神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调,不仅当时的毛诗、《左氏春秋》深受影响,更成为后来实学思潮的理论旗帜。例如,清代考据家钱大昕、戴震、汪中、洪亮吉、阮元等人,皆以“实事求是”相标榜。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明确将“实事求是”正式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

  作为汉代新儒学思潮的主要代表、“群儒首”董仲舒以儒家为主而汲取阴阳家、法家、墨家、名家等思想因素,创立“新儒学”,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综合创新。他提出“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赋予自然界以道德属性,赋予社会现象以神学意义,从而把万物都看作“天意”的安排。他以“天人相类”的形式,表达了天人合一思想,又肯定了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的卓越价值。这是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和价值哲学的新发展。中国思想界由此进入儒学独尊的经学时代。

  燕赵大地也是中国佛教和道教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与其他地区相比,燕赵佛教和道教都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具体表现为入教便捷、教义简洁、修行方便。例如,燕赵地区的佛教偏重禅定、修寺造像、捐舍功德而不重经典义理,因而对下层民众有巨大的吸引力。儒学、佛学和道教在燕赵大地实现了并存发展和融通合流。

  延续与求实

  燕赵文化的第四个特点是以实践的儒学或实学延续文化主脉。

  1004年,宋、辽达成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今大清河、海河一带)为界,燕赵大地由此分属两国。宋辽此后维持了百余年的和平交往,南北经济、文化都得到一定发展。金灭辽后即攻宋,进而独占燕赵大地。金朝为了加强统治而“开贡举取士”、劝课农桑,并将大批女真人、契丹人移民中原,使得社会经济得到相当发展。蒙古兴起后不断对金用兵。1272年,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市),大都正式成为新的政治中心,燕赵大地从此成为畿辅重地,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

  宋与辽、金先后长期对峙,使燕赵大地成为多民族文化对话交流的前沿。北宋理学以真定人范仲淹为先驱,以“北宋五子”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张载为主要奠基人。邵雍生于范阳(今河北省涿州市),字尧夫,世称康节先生。其幼年随父迁居衡漳(今河南省林县),著有《皇极经世书》等著作。其创建的象数之学以《周易》为主而又汲取道教思想,以“数”说明宇宙及社会演变,为宋明以后的象数学奠定了基础。

  北方儒学深受宋学影响,辽、金都效仿汉制,设国子监和地方官学,讲授儒家经典。元代赵复率先把程朱理学系统北传,主讲于太极书院,大开北方学院之风。燕赵书院始于唐代,宋朝李昉曾讲学于封龙山中溪书院。至元朝,李治讲学于封龙书院,刘秉忠讲学于邢州紫金山书院,河间毛公书院、景州董子书院、深泽乐善书院等纷纷兴起,民间书院成为儒学在北方传播和发展的重要阵地。

  元代的燕赵儒者大家辈出。许衡对程朱“格物致知”说有新发展,提出“知”“行”为二、“真知力行”“知行并进”,着重道德践履的实践性。他倡导“治生”论,认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体现了燕赵文化注重实际的经世致用精神。忽必烈重用邢州人刘秉忠和张文谦、广平肥乡人窦默、真定藁城人董文用、真定栾城人李治等汉儒。刘秉忠提倡“三纲五常之教”,主张“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强调“孔子为百王师”。他营建开平上都及大都,制定官制、俸禄、朝仪等典章制度,为元代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窦默精研伊洛性理之学,率先进言忽必烈实行“三纲五常”“诚意正心”的“治道”。容城人刘因与许衡、吴澄并为元代三大儒,著《四书精要》等。其学博采众家而独有创见。例如,他把“理一分殊”发展为“理势相因而然”,以此解释宇宙人事之成毁代谢。他还倡导“无待于外,自求本心”以及平心、静气、致谨相结合的修养之道。他提出“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元代的燕赵儒学都尊崇朱熹之学,但又不反对陆九渊的心学,而是具有“和会”朱、陆的新学风,这为明代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准备了丰厚土壤。

  明代燕赵大儒不多,但都继承了实事求是的燕赵学风,如杨继盛、赵南星、孙承宗都是著名政治家和道德标杆。赵南星虽受阳明学“良心”说的影响,但反对“一切求之于心”“舍物以言道”“知而不行”,并指之为“非吾儒之道,而释氏之道也”。他以孟子“四端”诠释“良心”,认为“格物致知”就是“即事即物,穷其所当然之则与其所以然之故”,非常重视“正己”“实心而行”的道德践履,展现了燕赵儒学的基本特色。

  明清之际,容城人孙奇逢初受程朱理学,后转向陆王心学,但基本倾向是二者并重会通。他崇敬同乡先贤刘因和杨继盛,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和现实意识,著《理学宗传》《四书近指》《读易大旨》等。孙奇逢是与浙东黄宗羲、关中李顒并为清初三大儒的北学之泰斗,世称夏峰先生。他在宇宙观上赞同朱熹的理气论,在“理一分殊”问题上则强调“理一”的统一性。他认为,“源源本本,盖道一而己矣”“万殊是一本的工夫”。他反对“空谈心性,专事高远”而倡导“躬行”“身体力行”,在知行关系上主张“行兼知,知不兼行”。因此,《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平生之学,主于实用”“穷则励行,出则经世”。这对当时兴起的实学思潮和其后的颜李学派产生了一定影响。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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