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学:燕赵文化之“体”——访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梁世和
2018年10月26日 09: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10月26日第1561期 作者:本报记者 张君荣

  学术思想的传承、学风的形成、学派的分布,往往具有地域特点,由此构成地域之学。地域之学,可以涵养一地学风,传承一地精神,使一地文脉绵绵不绝。地域之学是地域文化的灵魂和精髓,也是解读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径。北学作为燕赵之学,经历了创立期、经学时期、理学时期、综合创新期四个阶段。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梁世和通过梳理“北学”发展,将燕赵文化概括为十六字:经世实学、兼收并蓄、厚重古朴、慷慨节义。

  学术思想促进社会进步

  《中国社会科学报》:地域学之于地方文化的意义是什么?

  梁世和:在地域文化研究中,如何看待地域之学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是影响地域文化研究深度的重要因素。地域文化侧重于研究某一历史区域的地理特征、自然环境与文化的关系,文化交流与传播的路向,当地人们的社会行为,包括社会组织、经济体系、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民俗禁忌等方面。地域之学则侧重于研究代表这一地域文化精神的学说,即这一地域的学术思想。

  梁启超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而政事、法律、风俗及历史上种种之现象,则其形质也。故欲觇其国文野强弱程度如何,必于学术思想焉求之。”梁启超把“学”比喻为人的精神,将“文化”比喻为人的肉体。

  黑格尔也曾说:“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文化”是庙,“学”是庙里的神。地域之学与地域文化正是这样一种关系。如湘学之于湖湘文化,关学之于三秦文化,洛学之于中州文化,齐学鲁学之于齐鲁文化,徽学之于徽州文化,闽学之于八闽文化,蜀学之于巴蜀文化,浙学之于吴越文化等。

  燕赵文化在中国区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传统文化底蕴深厚。长期以来,学界对燕赵文化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器物层面,对“用”的研究多,对“体”的学理分析少。燕赵之学就是“北学”,就是燕赵文化之“体”。

  《中国社会科学报》:北学是如何成为专事阐释燕赵文化的一门地域之学的?

  梁世和:作为学术范畴的“北学”一词,首先出现在唐初编撰的《隋书·儒林传》:“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后来的《北史》《清史稿》等也都出现了这一概念。

  对于北学学统,燕赵学人早在清初就已开始系统梳理。《北学编》从思想学术史的角度,选择由汉到明的燕赵理学人物30余人,构成一部简要的北学史。其后,尹会一辑录清初十余位直隶学人,著成《续北学编》。再后,戈涛又增补清代直隶学者数人,再续《北学编》。

  民国学者徐世昌有感于清初纂修明史的多为南方学者,对北学名彦遗漏颇多,又值创修清史之时,遂多方搜集,纂成《大清畿辅先哲传》。《北学编》《北学师承记》侧重对“前有创而后有承”的北学学统进行梳理,目的在于使北学学统“相续于无穷”,重学术与思想,属地域之学。《大清畿辅先哲传》立足对乡贤的表彰,来影响世风世俗,重文化与风俗,倾向于地域文化。学术思想不断创造和传承,发扬光大,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在北言北”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学术概念的“北学”的含义如何表述?

  梁世和:综观历史,作为学术概念的“北学”主要包含了三种含义:第一,特指南北朝时期北朝的经学。与此相对应,南朝的经学称为“南学”,如《清史稿·儒林传》中说:“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

  第二,泛指“北方之学”。传统上,“北方之学”指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和陕西等广义上的中原地区的思想文化,涵盖了燕赵文化、中州文化、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和三秦文化等北方主流文化,内容包括诸子学、经学、理学、考据学、文学、佛学、道教、书法、美术、音乐等学科。

  第三,指以燕赵之学为核心的北方之学。明代冯从吾著有《关学编》,清初孙奇逢让弟子魏一鳌和汤斌分别辑录《北学编》和《洛学编》,尹会一则有《续北学编》和《续洛学编》。可见,孙、魏、汤、尹等人并不认为北学包含关学、洛学,而是把三者看作并列关系,北学专指燕赵之学。《北学编》及两次续编所辑录的均为燕赵学者,也说明了这一点。

  燕赵之学何以被称为北学呢?从地理位置来看,“北”指北方,“燕赵”明清以来专指河北省。不同的历史时期,“南北”的含义不尽相同。魏晋时期及以前,多以黄河划分南北;南北朝、隋唐至明清前,多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南北;明清以来,多以长江为界划分南北。传统的北方主流文化中,中州文化曾经属于“南”,三秦文化一定程度上属于“西”,齐鲁文化一定程度上属于“东”,而“燕赵”始终属于“北”。

  一地学统、学风的形成,对当地的风俗有着极大的影响。“学”之幸,乃世道之幸也。这正是地域之学的价值。

  南北经学之争

  《中国社会科学报》:北学的嬗变如何与燕赵历史文化互为表里?

  梁世和:燕赵之学被称为北学,不仅缘于燕赵的地理位置,更重要的是北方之学长期以燕赵为中心,北学的几个历史高峰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一,创立期。清人王灏编辑《畿辅丛书》,辑录燕赵历代著述,首先便是荀子著述。北学的开创者正是荀子。荀子的学说奠定了北学的基础,引领了北学的发展方向,确立了北学的基本特征。在先秦儒家中,荀子最为重视学术思想的客观性、实用性和综合性。这种理论品质后来成为北学的重要思想特征,他的“外王之学”也成为北学的重要标志。荀子积极传授儒家经典,成为经学祖师。与董仲舒同时,深受荀子传承影响的北学名儒还有韩婴和毛苌,他们分别作《韩诗》和《毛诗》。“北学于斯为盛”。

  第二,经学时期。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便开启了儒学的新时代,即经学时代。此后,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学一直是北学的主流。东汉末年,卢植与郑玄同受业于大儒马融。卢植为学广览博收,不固守门户,不受章句束缚,终于兼通今古。其性情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之志,不好辞赋。曹操对卢植的评价极高:“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学为儒宗,士之楷模,国之桢干也。”卢植弟子众多,最有成就者当为刘备。刘备与卢植同郡,少时师事于卢植。后来,刘备在领豫州和徐州牧时,又与大儒郑玄交往问学。由于卢、郑等名儒的教诲,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刘备。刘备后来称帝于蜀,使北学思想广播于南地,对儒学的南传,功不可没。

  这一时期,玄学、佛学和道教的盛行,并没有取代儒学的统治地位,只是变独尊儒学为以儒学为核心,形成儒、释、道并存的局面。同一时期,燕赵经学盛行,并始终处于北方学术的中心。这时的燕赵北学还极大地影响了关学。因此,经学时期是北学又一高峰期。到了隋唐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儒学的统一。北学大师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兼采南北学,促成了儒学的统一,南北经学之争随之终结。

  第三,理学时期。北学在理学时期出现的第一位巨子是北宋邵雍。邵雍的思想无论在体系、方法和形式上都与其他理学家不同,与北学诸子也大不一样,但其学术思想完全符合北学的经世致用宗旨。清代孙奇逢把邵雍与箕子并提,认为他们都是身负绝学、能经邦纬国的圣贤,足见其对邵雍的推崇。

  元代刘因是北学在理学时期的又一重要人物。孙奇逢对刘因的学识、人品评价极高,认为在元代,“大义划然,体纯学粹,先生一人也”。刘因以一北地儒生,独承有元一代儒学之坠绪,对元初北方思想文化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更对北学的传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清初学界,以孙奇逢为代表的北学、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南学、以李颙为代表的关学呈三足鼎立之势。孙奇逢被尊为清初北学开山之人,北方学者无一不受其影响。他在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地位和影响,甚至超过了被今人誉为明清之际三大家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孙奇逢晚年讲学中州,清初中州学者无一不渊源于他。因此,清初洛学的兴起,孙奇逢功莫大焉。孙奇逢弟子众多,其中汤斌、费密、耿介、王余佑、魏一鳌、申涵光、杜越、耿极、赵御众更是享誉士林,形成著名的“夏峰学派”。孙奇逢之后的颜元和李塨所创的颜李学派是北学又一重镇。

  第四,综合创新期。所谓综合创新期,是指北学的现当代发展期。颜元把北学精神发挥到极致,变成极端唯用论。他虽重实践,却把实践科学降低为具体劳动。士人纷纷去实行,放弃理论创造,北学逐渐走向沉寂。

  北学的重新崛起是因为李大钊。李大钊受燕赵传统的影响极深,为人急公好义,富于豪侠之气,友人认为他正是韩愈所谓的燕赵感慨悲歌之士。少年求学时期,李大钊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筑声剑影楼”,即以燕赵历史上刺秦王的两位侠士——高渐离(筑声)和荆轲(剑影)来勉励自己。他的文章亦有燕赵之风骨,“明可以薄汉霄,幽可以泣鬼神,坚可以铄金石;悲歌激昂,摧山岳而震鲲鹏”。不论道德节义,还是学术风格,李大钊都与燕赵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他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座右铭。此句源于在明清士人中有着崇高声誉的燕赵名人杨继盛的名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与李大钊同时代的河北籍著名学者张申府和张岱年,在治学方法上亦与北学一脉相承,并对新时期北学的发展贡献颇多。

  从经世致用到慷慨节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北学有哪些特质?

  梁世和: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曾比较了南学与北学的差异:北学崇实际,南学崇虚想;北学主力行,南学主无为;北学贵人事,南学贵出世;北学明政法,南学明哲理;北学重阶级,南学重平等;北学重经验,南学重创造;北学喜保守,南学喜破坏;北学主勉强,南学明自然;北学畏天,南学任天;北学言排外,南学言无我;北学显自强,南学显谦弱。虽然梁启超之“北学”含义大于燕赵之“北学”,但两个“北学”的主体精神是一致的。

  综观燕赵北学的发展史,可以发现其具有以下特质。

  第一,追求经世实学的治学路径。注重经世致用是北学最重要的特征。经世致用在许多历史时期是一种全国普遍性的思潮,然而北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与南学的经世致用传统比较起来却有自身的特点。以南方的湘学为例,湘学也有着突出的经世致用特征,但湘学的经世致用建立在浓厚的理学传统上,走的是以理学经世、由内圣到外王的路子。燕赵学人却不大重视内圣的作用,而直接在外王、致用上下功夫,因此实用化特点更为突出。

  第二,兼收并蓄的治学方法。兼收并蓄、博采众家是北学重要的治学特点。北学开创期的荀子、董仲舒,经学时期的卢植、孔颖达,综合创新时期的孙奇逢以及现当代的张氏兄弟,都坚持了兼收并蓄的治学理念。清末燕赵学者王发桂在《北学编·补刊北学编序》中提出,北学诸大儒董仲舒、毛苌、邵雍、孙奇逢都主张通经致用,而非空谈之人。他们强调,只有把经学与道学合而为一,道学与经学互相取长补短,才是正学和实学。王发桂在揭示北学“合经学、道学而一之”特征的同时,也总结了北学兼收并蓄、博采众家的治学方法,并用“处可以师乡里,出可以佐盛治”来强调北学经世致用的为学目的。

  第三,厚重古朴的治学风格。不尚标新立异、追求厚重古朴、强调实事求是、反对任意解说、重师承家法、少创新发挥,是北学治学风格的重要特点。南学则不拘家法,解经兼用老庄玄学,随意发挥,重在义理。南北学风大异其趣,迥然不同。《世说新语·文学》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精通简要。”此种评价可谓不偏不倚,准确到位。南北朝时期,北学士人读书,首选经书、史书、兵书,最后才是诗文。由于经书、史书、兵书多为经世致用之文,因此北朝文风平淡质朴。南朝士人则崇尚文学、玄学,文辞华丽轻绮。世人称,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

  清初,颜元主张向原始儒学回归。他以《尚书》中的尧舜六府三事、《周礼》中的周公三物和孔子四教作为其实学的内容,并认为尧、舜、周、孔的表述名异而实同,即都以关系国计民生的学问为内容。尹会一评价颜元“崛起穷乡,力追古道,而挽颓风”。颜元之学是北学厚重古朴之风的又一种体现。

  第四,慷慨节义的学术品质。慷慨悲歌的燕赵精神造就了北学慷慨节义的学术品质。《北学编》遵循这样一条编选原则:“敦行为正学督脉,故兹编所载重在事实间取著述之多者,亦必生平节行无甚可议,若言虽多,名虽盛,而出处大节未免有亏,则不敢随声滥入,致遗诟病。”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的编纂原则为:“是编又素推节义者。盖节义与侠气不同,学问须除侠气,而不能不本之节义。”尹会一也说,“余谓气节之与道学固不能分。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仗节死义者,代不乏人。后汉时,董卓欲废立君王,群臣唯唯,无敢言者,独卢植抗议不阿。北学后人高其行义,称‘先生之行无论其他,即不肯随董卓废立,方是读书人’”。《后汉书·卢植传》赞曰:“风霜以别草木之性,危乱而见贞良之节,则卢公之心可知矣……君子之于忠义,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元代大儒刘因,屏迹山野,超然物外,征诏不仕,不与暴虐的元政府合作,有元一代,一人而已。明朝末年,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孙奇逢等人冒死营救左光斗、杨涟等人,与鹿正、张果中一同被时人誉为“范阳三烈士”。孙奇逢因朝政败坏,明清两代十余次被征聘,皆不就官,人称“孙征君”,更享有“始于豪杰,终以圣贤”的美誉。李大钊为了共产主义真理慷慨赴难。北学士人慷慨好义的崇高人格,使北学也具有了慷慨节义的学术品质。文章节义并重成为北学的重要特征,这正是古人道德文章的完美写照。

  记者手记

  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百家争鸣时期,同齐鲁文化等地域文化一样,燕赵文化得名于这个时期。在中华文化历史上,相对于“中原”地带,燕赵之地始终位于北方,是文化交融地带。燕赵文化体现在传说、记忆中,体现在文献、故址里。在荒草深深的秦皇古驿道边,几个站立至今的兵卒石刻,历经岁月风雨,粗糙的脸庞,折射出古燕赵的风神。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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