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沁兰 方宝川:闽学推动宋代福建私家藏书勃兴
2018年09月21日 08:4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9月21日第1542期 作者:张沁兰 方宝川

  在我国私家藏书史中,宋代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阶段。其典籍积聚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私家藏书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究其原因,雕版印刷的逐步普及是重要因素,而宋代学术文化事业的发达,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宋代在武功上虽比不得汉唐,但在文治上却有相当的成就。尤其是宋代理学,其原创性的学术成就及其带来的社会文化繁荣,都是空前的。若从这一层面而论,在源远流长的中国私家藏书史中,宋代既是流,又是源,对后代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福建,偏居东南一隅,隋唐以前,经济与文化均不甚发达。直至唐末五代,始兴学重教。宋代以降,福建文化异军突起。昔日的闽越蛮荒偏远之地,已被时人誉为“东南全盛之邦”,且有“海滨邹鲁”之称。从大的历史背景来考察,这番情景是南宋时期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所致。具体而言,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及其门人黄榦、蔡元定、真德秀、陈淳、蔡沉等创立的闽学,以及他们在福建的学术活动和书院教育实践,都具有非常全面而深远的影响。仅观其对宋代福建私家藏书勃兴的影响,就略有以下故实。

  藏书大家辈出

  据《福建历代私家藏书》统计,在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有文献记载藏书活动的福建藏书家仅有郑露、林披、陈峤、徐寅、郑良士、林鼎、陈贶、陈郯这8人。其中,年代最早者为莆田的郑露。郑露入闽活动的时间,有南朝的梁、陈与隋、唐之间诸说。到了宋代,有文献史料记载的福建藏书家就达到了106位。其中,主要活动于北宋的藏书家有31位,南宋的藏书家有75位。这与朱子及其门人的提倡与实践不无关系。

  朱熹以其渊博的学识、宏富的著述、诲人不倦的精神,赢得了当时士人的师崇膜拜。他在福建讲学数十年,培养了一大批学养深厚的闽学人才,其中多为福建人。朱熹亲自主持的“考亭书院”,不仅成为闽学的摇篮,而且成为最具影响的全国教育、学术研究与交流中心之一。许多著名学者曾不远万里入闽,相会于书院,切磋经义,互相问难,取长补短,存异求同。

  朱熹本人极力倡导藏书,为此撰写了《建阳县学藏书记》《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福州州学经史阁记》等文。《建阳县志》云:“同文书院在崇化里,宋乾道间朱文公(朱熹)建以贮图书,后遭兵燹。” 宋淳熙年间(1174—1189),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时,向各官府求援,为白鹿洞书院征集图书。朱熹在《与黄商伯书》中,曾颇为详细地言及此事:

  白鹿成,未有藏书,欲于两漕求江西诸郡文字,已有札子恳之。前此亦求之陆仓矣,度诸公必见许。然见已有数册,恐至重复。若已呈二丈,托并报陆仓,三司合力为之。已有者不别致,则易为力也。书办乞以公牒发来,当与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远计。二公必乐为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当遍干诸使者也。

  据此可知朱熹求书若渴之心态以及考虑之周详。

  朱熹于绍熙二年(1191)离漳州任后,曾在建阳所购置的旧屋建“小书楼”。朱熹在《答吴伯丰》中记其事曰:

  俸禄之余,宦学增胜。沙随诸书及茶已领,便遽,未有物可奉报者也。此间寓居近市,人事应接,倍于山间。今不复成归五夫,见就此谋卜居。已买得人旧屋,明年可移。目今且架一书楼,更旬月可毕工也。其处山水清邃可喜。

  此后,朱熹在考亭沧洲精舍又建藏书阁以庋藏书籍。其门人吴振曾记曰:

  登先生藏书阁,南轩(张栻)题壁上题云:“于穆元圣,继天测灵;开此谟训,惠我光明。靖言保之,匪金厥籝;含英咀实,百世其承。”意其为藏书阁铭也,请先生书之,刻置社仓书楼之上。先生曰:“只是以此记书橱名,待为别做。”

  在朱熹的影响下,一些朱门弟子亦成藏书大家。例如,朱熹的老师刘子翚之子刘玶,后从朱熹游。朱熹的《从事郎监潭州南岳庙刘君墓志铭》载:“庐屏山之下……自名其室曰‘七者之寮’……蒐辑先世遗文轶事纤悉无遗,聚书教子,校雠课督,皆有程品。”在崇安五夫里从学于朱熹的詹体仁,生平好学,日以经史自娱,聚书至数千卷。还有徐明叔,清人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十三《侍郎徐择斋先生明叔》曰:“西山真公(真德秀)之守泉也,公以翰墨受知,遂付以斯文之事,渊源所渐有本,固如是夫。”《研北杂志》也说:“徐明叔家书楼榜曰‘五经藏’。”被誉为世界法医学之父的宋慈,是真德秀的入门弟子、朱熹的再传弟子。刘克庄的《宋经略·墓志铭》说:“公(宋慈)博记览、善辞令……性无他嗜,惟喜收异书名帖,而疏食緼袍,萧然终身。晚尤谦挹,匾其室曰‘自牧’。”自幼从学于朱熹,后又受教于黄榦、蔡元定的著名地理学家祝穆,嗜书如命,手不释卷,虽家境不算富裕,却仍节省开支,购聚书籍,筑小楼四楹,亦取张栻所书“藏书楼”三大字,揭匾楼上。

  书院成宋代福建教育一大特色

  由朱熹等闽学代表人物在福建各地创办的各类书院,于官私学之外另辟了一个重要的教育阵地,成为宋代福建教育事业的一大特色,大大推动了宋代福建教育文化的发展。这些书院既讲学,又刻书、藏书。尤其是到了南宋,与闽学有关的书院更加重视藏书,而书院的藏书,实际上大多数又都带有私家藏书的性质。当时仅在闽学发源的建阳、崇安等地,由朱熹及其门人黄榦、蔡元定、蔡沉等人创建的书院就有“寒泉、云谷、考亭、同文、西山、武夷、庐峰、九峰、义宁、溪山、环峰、潭溪、南山”等十几所。其他如:古田的“浣溪书院”,曾为朱熹讲学之处;永泰的“龙门精舍”,为朱熹弟子林学蒙所创建;福鼎的“石湖书院”,由秦屿潋、杨楫因朱子而创建,朱子避难讲学于此;南安的“杨林书院”,曾为朱熹和杨景陆的读书之所;晋江的“石井书院”,旧名“鳌头精舍”,祭祀朱熹父子;福州的“云谷书楼”“东野竹林书院”与“高峰书院”,均由黄榦所创建;浦城的“西山精舍”与“梦笔山房”,为真德秀所创建;莆田的“涵江书院”的山长为朱熹弟子祝洙,诸此等等。当时遍布八闽大地的这些“闽学”书院,在研究学术、培养人才的同时,作为山长的个人又都收藏了大量的书籍以供研究教学之需,对开启民间私家藏书之风气,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与示范作用。

  总而言之,作为宋代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福建的雕版印刷业发达。这无疑是私家藏书迅速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从宋代文化事业的历史维度和福建的区域向度来看,闽学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对宋代福建私家藏书勃兴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福建师范大学闽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张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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