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人 蒋述卓:总结历史再出发——广东文学40年概述
2018年07月13日 09:0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13日第1492期 作者:唐诗人 蒋述卓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广东因为地理位置优势,走在了历史的前列。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遵宪、李金发等,这些仁人志士和文化先行者,为广东近现代史添上了光辉的华章。改革开放之后,广东也因为地理位置的天然便利,再次获得了优先改革和发展的机会。

  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相关体制的改变,广东各方面相继迈出了寻求变化和前进的步伐。文学也不例外,广东文学紧跟时代的思想解放潮流。以陈国凯、孔捷生、郭小东等为代表的“文学粤军”,成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思潮中的重要力量。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孔捷生的《姻缘》《因为有了她》等,发表后均蜚声文坛。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大林莽》,讲述知青的生活经历和命运遭际,关注一代知青在历史变化中如何重新认识自身价值,成为新时期中国知青文学的代表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章以武书写广州都市生活的小说以及电影、电视剧吸引了大量关注。

  改革开放之初,广东尤其值得书上一笔的是1979年《花城》杂志的创刊。作为全国“四大名旦”之一的纯文学刊物,创刊之初就展现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先行者特征。《花城》创刊号即刊发了一篇带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小说《寒夜的星辰》。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新风格,编辑部对它展开轮番审阅,最终终审者批示,“难道小说就不能这样写么?”评论家申霞艳回顾这一事件时感慨道,“这样大度地对待稿子显示了一种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新气象”。自此《花城》就以先锋著称于世,至今也保持着“先锋阵地”的美誉。

  20世纪80年代的《花城》,侧重于刊发报告文学作品。报告文学也的确是改革开放之后广东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笔。面对岭南大地迅猛前进的改革开放步伐,要对它展开书写,首先必然是报告文学。20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报告文学作家开始自觉地书写记录这个前沿阵地的大事件,收获了以《深圳的斯芬克思之谜》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报告文学作品,成为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历史的重要文献,也成就了广东作为报告文学重镇的佳话。21世纪头十年,吕雷、杨黎光、陈启文等人的报告文学更是在全国报告文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广东城市化进入快速前进轨道,经济发展给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深层次影响。在表达城市化对文学的影响方面,广州的张欣直接而全面地展示出现代城市文学将会有的风貌。张欣一直生活在广州,她见证着改革开放后广东的物质变化和精神演化。20世纪90年代,张欣即出版了《如戏》《深喉》等系列城市小说集。她着力于书写物质发达的现代都市中个体的生活感受,她笔下的都市,是琳琅满目的商品,是喧嚣与躁动的人情和欲望。她所使用的市民化叙述策略,让叙述人真实地进入到都市市民生活,平视并直接地表现出经历着南方都市现代化进程的市民感受,并力求在这种描绘中寻求人的情感归宿。评论家雷达称“张欣是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城市感觉的人之一”,这是很准确的定位。张欣之外,20世纪90年代致力于书写城市的广东作家,还有张梅、谢宏、黄爱东西等人,他们的作品承载了更多的地域文化。

  20世纪90年代广东诗歌亦走在时代前列。20世纪90年代初调入广东作协的诗人杨克,随即感受到了广东大地改革开放带给人的新感觉。他1994年出版诗集《陌生的十字路口》,表现出工业化城市带给人的现代感受。《在商品中散步》等诗作,非常清晰地印上时代和地域色彩。1998年,杨克主编《中国新诗年鉴》,隆重推出第三代诗人诗作以及民间立场诗歌理论。这一举措成为当时文学界重要事件,它清晰地表明了广东诗人和评论家敢于先勇于行的先锋精神。此外,1999年创办《诗歌与人》的诗人黄礼孩,集结了一批广东诗人,提出“中间代”“完整性写作”等概念,也举办了一些有影响力的诗歌奖评选和朗诵活动,成为南方诗歌界的代表性存在。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有大量外来人员涌入广东,有打工者,也有移民者。打工者层面,生活在城市化进程的第一线打工群体,他们中的一些文学爱好者,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表达方式。1988年深圳打工文学杂志《大鹏湾》创刊后,直接促进了打工文学发展。20世纪90年代,深圳、东莞、佛山等地都出现了一些打工作家,1992年,深圳有出版社出版了系列打工文学作品集。进入21世纪后,盛可以、王十月、郑小琼等才华突出的作家,创作了《北妹》《国家订单》《女工记》等重要的优秀作品,并掀起新世纪第一股现实主义热,打工文学、底层文学也很快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章节。移民作家层面,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源源不断地有非广东本土作家进入广东,比如曹征路、南翔、熊育群、鲍十、陈启文、吴君、塞壬、丁燕、卢卫平等。熊育群以自身细密的体验记叙着中国文化的各种面貌,更新了文学史上日渐空洞的文化大散文。吴君、鲍十写了一系列移民小说,他们用细致的笔触,记录了城市化过程中外来移民者的内心彷徨。

  进入21世纪,诸多青年作家和高校毕业生前往广东。比如“70后”作家魏微、“80后”作家李傻傻。2010年之后,本土与外来的青年作家数量都迅速增加。“70后”“80后”“90后”作家,数目之多难以列尽。比如小说界的黄惊涛、黄金明、盛慧、马拉、旧海棠、王威廉、蔡东、陈崇正、陈再见、温文锦、郭爽、皮佳佳、王哲珠、欧阳德彬、周朝军等;诗歌界的冯娜、杜绿绿、谢小灵、安然等。这些作家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各自的风格也不相同。他们基本都生活在珠三角城市,作品的现代感都很强,还在探求着新的变化,他们开启了广东文学新篇章。

  回顾以上内容,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作家,创造了众多优秀作品和重要的文学事件,不但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在很多层面更是促进着中国文学的前进。总而言之,广东文学可总结出三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先锋性;二是包容性、多样性;三是有高原、没高峰。前两者是优点,后者是缺憾。先锋一面,既是《花城》杂志的光环,也是20世纪90年代广东诗人的探索风格,甚至是新一代青年作家不断寻求风格突破的创造精神,比如王威廉的深度现实主义,以及黄惊涛、陈崇正的新寓言等。而作为吸纳了大量外来移民的省份,作家身份背景的多样化,必然会使得广东文学的面目越来越繁杂,包容性、多元性特征将变得越来越突出。有高原、没高峰,这是广东文学最令人遗憾的地方。改革开放40年,数目众多的广东作家,并没能拿出几部可以称得上文学“高峰”的作品。这三大特征,其实都与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这一大背景有关。改革开放带来思想解放,文学界也必然出现风格先行者。而改革开放带来城市现代化和人口大迁移,这必然导致广东文学的多样性。同时,市场的发达、物欲的膨胀,也会影响作家们的耐性,产生浮躁之风。

  先锋、多样却无高峰的广东文学,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应该总结历史,重新出发。对于广东文学的未来,我们不能停留于期望,更应做一些具体的事来促成文学高峰出现。比如应该充分发挥好批评的作用。广东虽然有很多批评家,比如刘斯奋、黄树森、饶芃子、黄修己、黄伟宗、谢望新、李钟声、蒋述卓、程文超、林岗、陈剑晖、郭小东、宋剑华、金岱、谢有顺、申霞艳、胡传吉、柳冬妩、陈桥生、李德南、陈培浩、郑焕钊等。但相对于北京、上海、南京而言,还是力量薄弱。而且,其中真正对最新文学创作情况保持关注的批评家还是太少,更缺少能真正影响作家的批评家。这种现状需要改变,尤其青年一辈,广东有如此多的青年作家,建立起一支能与这些青年作家共同成长,能理解作家也能批评作家的强有力的批评队伍,尤为紧迫。粤派批评虽不是一个有具体美学纲领的流派,但它可以是一个由众多批评家聚集起来共同为广东文学、中国文学作贡献的批评团队。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广东省作协主席、暨南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主任)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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