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与包容中记录时代变迁
2018年07月13日 09: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13日第1492期 作者:本报记者 李永杰

  改革开放40年来,广东文学取得了长足发展,并且出现了诸如“打工文学”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标志性文学类型。广东文学界应如何总结这40年来的发展经验,把握广东文学的独特品格,理解广东文学与岭南文化之间的关系,期许广东文学的未来发展?为此,记者邀请了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申霞艳,就上述问题进行了简要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报》:请两位给40年来的广东文学做一个简要的梳理。

  申霞艳:大致来说,从改革开放至今,广东文学也经历了与整个中国文学匹配的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种思潮频频兴起,广东同样出现了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等,各门类异彩纷呈。

  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外地文化人汇聚到了广东,比如张欣、杨克、艾云、邓一光、南翔、陈启文等,都市文学渐成主流。张欣的南国都市小说受到港台大众文化的影响,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女性在职场和情场的坎坷遭际,以及商海的波涛汹涌,得到精致的展现。90年代中期,以林白、陈染为代表的私人化叙事兴起,涌现了一股“小女人”散文潮流,以张梅、黄爱东西等为代表的女作家书写日常生活的情调,从这些生活细节伸张一种自由精神,这股潮流看似春风细雨,但给了日常生活有力的支持,比较契合岭南文化务实的传统。

  第三个阶段,21世纪以来,整个文学场域发生了变迁,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博弈。网络文学使地域慢慢丧失了意义,而地域曾经是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认为的文学三要素之一。网络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交流方式、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想象方式和文学叙述方式。如今“大湾区”吸引了大量的中青年作家,如魏微、盛可以、王十月、郑小琼、旧海棠、塞壬、蔡东等,形成了一股清新的力量。这些作家自四面八方来,他们自身携带的异质性给广东文学带来了更加丰富和多元的特性,这片土地的亲和力、包容性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彰显。

  谢有顺:广东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节点,都有自己的声音,但声音都不显著,更没有领一时之风骚或创立大的话题。这几十年来,广东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参与者,但非引领者,也未出现体量庞大的作家群。

  近20多年来,对新移民人群以及他们生活的描写,对改革开放和工业化时代下打工者故事的讲述,是广东文学对中国文学的独有贡献。广东有大量移民,他们从外地来广东生活、工作。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移民在一开始必定是边缘人群,移民生活也必定是一种边缘生活。当然,边缘人群很多也会奋斗成为主流人群。但在广东,永远有着大量的边缘人群,他们还没有站稳脚跟,过着漂泊、不安而又充满干劲的生活。这些人是最有故事、最有活力的一群人,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流露出的快乐和悲伤。他们既可以说是边缘人群,也是转型期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通过他们,可以发掘出许多新的文学经验。比如王十月的《无碑》《国家订单》,盛慧的《闯广东》,郑小琼的《黄麻岭》《女工记》,塞壬的《下落不明的生活》,丁燕的《工厂女孩》等作品,就有意记录这种现实,他们的写作是生活在广东的边缘群体极好的精神传记。

  这些新移民的苦恼、压力、困惑、奋斗,是现代生存经验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前我们只要一讲到岭南,就想到民俗、美食等。现在的岭南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传统还保留着,但新质的现代性的精神困境也正在被真实地面对。这是新的生活形态,也是新的文学书写。

  《中国社会科学报》: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文学的特性或者说品格体现在哪些方面?

  谢有顺:改革开放以来,岭南这块土地接纳了数以千万计的移民,社会样貌和过去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学叙事也必然有了很多新的元素。今日的广东,既有历史传承的一面,也有现实变革的一面;既是古老的,也是现代的;既有主流的,也有边缘的,这才是真实而内在的岭南。特别是广州、深圳、东莞这样的城市,最重要的特质就是市民生活的崛起,一种现代生活形态正在成型,作家们生活在其中,必然要经历它的光荣与梦想,以及它的困顿和悲伤。

  这也形成了广东文学新的特点,那就是以日常性为标志的软性文化的兴盛。在当代中国,这种市民文化、软性文化正日益显示出它的魅力,并渐渐成为文化世界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广州、深圳等地就是一个初具模型的市民社会,其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市民生活、务实精神,以及对人性的尊重。这样的城市,出现在作家笔下,他们描绘的重点就日益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书写物质生活的全面崛起;二是表现边缘人群的生存状态;三是呈现具有现代特征的、变化中的当代意识和岭南精神。

  当下的广东,其文化主体已经不是本土的广东人,而多是从外地来的人。也就是说,古老的广东并没有多少东西是传承到现在,并一直还影响现在的。仅有的几本被广东人总挂在嘴边的本土“名著”,也只是影响了上一代人,在新一代岭南人那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

  要认识一个新的变化了的岭南,主要是通过大量外来的作家,他们一直在着力于书写各自在广州、深圳等地的生活经验,记录时代的变化。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书写来呈现当下社会现实中的种种问题,借助文学来完成城市文化身份的建构,进而表现出这些城市的精神气质。他们已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书写力量。

  申霞艳:广东文学具有巨大的兼容性、对自由的歌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等特性。广东已经变成了人口大省,大家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聚集而来,他们携带着自己的口音、生活习惯、人情世故和文化传统来到广东,学习、生活、安家、创业,慢慢成为新广东人,这一切必定与当地文化发生无声的碰撞。40年来,广东文化一直在不断开放、融汇之中。老一代以本土作家为主,年轻一代的作家外来的明显更多,像邓一光本来以军旅作品闻名,来深圳后写了一系列以深圳命名的作品,如《深圳蓝》;如郑小琼书写东莞黄麻岭的组诗和塞壬的散文《下落不明的生活》等,写出了一个他者眼中的广东。

  广东文学缺少高峰、缺乏标志性人物,但在散文、诗歌和文学批评方面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如果我们将文学的范围从作品放大到整个生产环节,综合出版、图书消费、文学生活的话,广东的综合得分应该位居全国前列,既有非常活跃的中青年写作群体,也有非常前沿、非常丰富的具有探索性的文学活动。比如,黄礼孩创办《诗歌与人》和系列朗诵活动,以及诸多民间自发的读书会,这些都是很有意义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文学的未来发展有何值得期许?

  谢有顺:尽管广东这片土地贡献了极为丰富而复杂的社会发展经验,但广东作家却还没有写出真正大气、厚重的作品与之相匹配。可见,任何新的经验都需要长时间地去咀嚼和消化,任何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建立,也都要凝聚好几代人的努力。

  必须承认,广东很多作家的话语方式还显得陈旧,在艺术上也缺乏走向极致的勇气。走向极致、拒绝妥协,这是一种令人尊敬的写作精神,然而,这种精神也正在被一种柔软的日常生活所吞噬,在广东作家身上并不显著。

  这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广东作家多数只关注“写什么”的问题,在“怎么写”的问题上一直未有突破,无法成为艺术变革的风向标,有自己语言风格的作家也很少,广东作家需要有更大的文学抱负。广东文学的希望在一些年轻的作家身上,如果他们能够坚忍、刻苦、持续开拓眼界并进行探索,有望出现新的气象。

  申霞艳:广东文学正在日益丰富、壮大,这跟经济基础和人口红利分不开。“大湾区”这片热土,机遇与挑战并存,压力与动力同在,缤纷多彩的生活方式同台竞技。乡土文学很容易通过景物描写和风土人情来展现地域特点,而都市文学恰恰要取消这些地方性元素,“穷苦之辞易好,欢愉之辞难工”。书写生存苦难的作品容易,而要书写物质满足后的精神困顿则很难,广东文学面对着天然的难题。随着知识的细化,年轻作家可能会放弃“清明上河图”般的叙事方式,但他们能够用以轻驭重的方式来把握地域文化的特质和当今时代的精神。

  尽管文学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并不同步,但我对广东文学充满信心,尤其是在都市文学书写方式的突破上充满期待,随着年轻作家们的不懈探索,随着文学土壤的不断肥沃,应会奇峰突起。

责任编辑:崔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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