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德新:从更深广层面理解阿敦乔鲁
2017年11月24日 08:13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1月24日第1338期 作者:本报记者 张春海

  原题:从更深广层面理解阿敦乔鲁——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项目组领队丛德新

 

  到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博尔塔拉项目组的田野工作,已经持续了7年。7年中,项目组领队丛德新与同事在阿敦乔鲁考古工地上摸爬滚打,闯过了一道道难关,体验了考古工作的各种甘苦。对于他们,阿敦乔鲁的7年时光是考古生涯中无法忘怀的闪光片段。正是从阿敦乔鲁出土的材料出发,他们逐渐在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上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让阿敦乔鲁及中国学者的观点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

  初冬季节的北京,寒风乍起。本报记者采访了丛德新,倾听他讲述阿敦乔鲁考古人的所见所思。

  新发现带来新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的发掘和调查工作有哪些主要成果?

  丛德新:今年的发掘工作,主要集中于对阿敦乔鲁二号墓地和其边缘房址。二号墓地与此前发掘的一号墓地在结构上有所区别。我们通过发掘发现,二号墓地的保存状况比较可喜,人骨保存相对完整。经过全部清理后,可以看到整座墓地结构上的特点。墓地从东向西大致能够分成三个部分,中间部分年代较早,东、西两部分都是在其中间两侧的围墙之外,分别接续修砌而成的墓葬,从地表上看,具有一定的时间上的延续。

  另外,在墓葬中出土了人骨、陶器等文物。经过现场仔细观摩和比对陶器,我们认为应早于卡拉苏克文化,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5世纪左右。在这里完全没有见到卡拉苏克文化的平底器,出土的陶器基本全是圜底器。从时代特征看,与一号墓地有一定的时间差,但是从类型上看还是比较接近。所以,我们认为这座墓地可能把阿敦乔鲁类型的年代向后延续了一两百年乃至两三百年。在发掘的同时,我们也在周边做了一些调查。在阿敦乔鲁二号墓地的北侧,范围比较广的地方,我们找到了相同墓葬形制的遗存。在阿敦乔鲁二号墓地的时代,其周边墓葬分布较多,二号墓地并不是孤立的,可以看出在当时人类活动相对密集。

  今年对二号墓地相连的两间房址进行了发掘。我们从地表判断是两间房,其中一间是主要建筑,另一间是附属建筑。通过发掘得知,主要建筑是半地穴式的房址,其中发掘出了小件青铜、比较完整的火塘,对于认识其居住性质很有帮助;附属建筑可能跟人的生产活动有关,比如牲畜的圈养等。

  调查过程中,我们在海拔2400—2600米的地区也找到了新的遗存。这说明我们过去对这个地区的认识还存在不足,也促使我们思考在这么高海拔的地方修建永久性房址的意图。我们在田野发掘和调查的同时,也请了如北京科技大学做冶金分析、考古所做人骨分析的同行到现场开展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报》:阿敦乔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具有很大难度。曝露于地表的墓葬和房址看似一览无遗,实际充满了挑战。请您谈谈其中的切身感受。

  丛德新:大学时,我们受到的考古学训练是在黄土地区运用地层学的方法。而在新疆地区,存在着大量地表上的石构建筑,在地表上废弃和重复利用的形式更多一些。以今年发掘的二号墓地和房址的关系为例,我们认为房址的墙体可能被拆掉或者保留一部分或者直接被利用来修墓葬了。在那个时代,遗迹的堆积不会向下、在同一地点保留得那么久远,而是后来人利用了前人的建筑,作为自己的房址或墓葬区。

  在阿敦乔鲁开展工作之初,摆在我们面前的情况是满眼的乱石头,挖掉哪些,搬走哪些,保留哪些,感觉无从下手。在发掘之前,我们请教了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他说,要将石头之间的关系搞清楚,即要将原生堆积和倒塌堆积区分开,将倒塌堆积清理掉,将原来的房址清理出来。实际上还是用了考古学的类型学、地层学的方法。

  但是,如何区分哪些是基础的、哪些是后来的,这些工作在开始时颇费周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比如先照相,对石块逐一编号,对其位置进行记录。如果发现弄错了,可以根据记录进行恢复。经过了几年发掘工作的磨合,我们对墓葬和房址的发掘,逐渐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对石头间的关系能够从组合、走向等方面进行判断。现在认识到,这类发掘中平面关系同样非常重要,有些类似地层上的上下叠压关系,平面也产生叠压。对石构建筑的特点有一定的了解后,现在发掘起来就更为顺畅了。

  将三个遗址串起来考虑

  《中国社会科学报》:阿敦乔鲁遗址,与同样位于博尔塔拉河流域的呼斯塔遗址等遗址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丛德新:我们在已有的考古材料基础上,又结合了如卫星数据等其他材料,观测了博尔塔拉河上游,从阿敦乔鲁开始,到呼斯塔,再到今年新发现的、海拔2600多米的呼尔诺遗址(蒙古语,意为“黑湖”)。通过草场植被生长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呼斯塔因为自然条件优越,是优质中心草场,春秋都可以使用;而阿敦乔鲁和海拔更高、更靠北的呼尔诺,则有很强的季节性。不过,阿敦乔鲁也是整个区域条件相对较好的中心之一,有点像现在说的“冬窝子”。阿敦乔鲁植被生长条件相对较好,基本可以满足夏天之后过来的牲畜的需求;呼尔诺则只集中在夏季某一时间段使用,是夏草场。

  这三个地方正好反映了三种不同海拔阶段草场使用的特点。在这三个地方,考古工作人员都找到了考古遗存,而且年代上比较接近。我们由此推测,它们三个可能是在每年的不同阶段被分别使用,定期转场的形式可能在那个时期已经出现了。结合这几年在博尔塔拉河流域的工作,定期转场形式的出现是非常有可能的,这也是我们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这种定期转场的形式,实际是早期游牧发展的方式之一。后来,才有更为广域的、更长时间段的转场和大规模的游牧。

  这种全社会的人都参与的转场,是相对稳定于某一区域的某些地点的循环活动。从这个角度看,加上考古调查时发现它们的石器和建筑结构等都是类似的,可以把阿敦乔鲁、呼斯塔和呼尔诺等类似遗存都串联起来。

  多学科、新技术力量的参与

  《中国社会科学报》:阿敦乔鲁的考古成果,对欧亚大陆早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材料。对于此前流行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分布于中亚到新疆西部地区的认识,有哪些影响?

  丛德新:这些年,不仅我们,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也在新疆的北疆特别是西天山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也有了更多说明材料。目前,学界对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应有与以往不同的认识,不论将其称作联合体,或者文化圈,其内部包含了若干个各不相同的类型的文化。学术界为了简化,往往将许多存在差别的类型笼统化地归到一类,如同对仰韶文化的归纳一样。我个人认为,最有可能是将其称作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安德罗诺沃遗址最有代表性。在这个大的时代框架下,不同地区有各自不同的类型或者小的文化在繁衍和发展,互相之间有联系和交流,有面貌上的相似性。但这些小的类型文化,来源是否是安德罗诺沃就难以断言了。

  不同区域所处的年代是不一样的,并不是中心区域年代早,边缘区域年代晚。这种单一的时代发展顺序,早已被打破了。在哈萨克斯坦的别尕兹遗址、我国阿敦乔鲁遗址,甚至伊犁地区的一些遗存,年代都比中心区域的安德罗诺沃遗址的早期要更早或者相同。这些证据倒逼学者必须重新考虑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叫法或者模式。将其称作“安德罗诺沃文化联合体”是个权宜之计,将其称作“安德罗诺沃时代”可能是最好的解释方式。我们承认,在那个时代框架中,安德罗诺沃遗址的文化最为发达、繁荣。在其周边发现的不同类型文化,其生业形态甚至都是千差万别的,在适合农业的地区有农业,在适合牧业的地区有牧业。这是一个万花筒式的、立体式的图景,而不是过去认识的那种单线条的由北向南的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多学科、新技术力量的参与,是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发掘和研究的特色。请您简单介绍一下。

  丛德新:从组队之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就要求多学科手段要随着发掘同时展开。考古发掘一开始,动物考古、植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古DNA、环境考古等领域的各种新技术,都在阿敦乔鲁运用过。研究人员都进行过现场的采样,并结合考古发掘工作,做了室内研究、测试分析。如做动物考古的同事,对采集的动物骨骼包括家马的骨骼做了详细的室内研究,测出了不同阶段的基因序列,得到了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做环境考古的学者,在人骨的骶骨上检测出了血吸虫的样本,据此怀疑当时的阿敦乔鲁人中已有人患有血吸虫病。

  各种科技手段的运用,也得益于出土材料的相对完整。如果以后各种手段陆续运用的话,比如对人骨做全基因检测,可能会吸引更多人关注考古工作。

责任编辑:张月英
二维码图标2.jpg
重点推荐
最新文章
图  片
视  频

友情链接: 中国社会科学院官方网站 | 中国社会科学网

网站备案号:京公网安备11010502030146号 工信部:京ICP备11013869号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使用

总编辑邮箱:zzszbj@126.com 本网联系方式:010-8588680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1-12层 邮编:10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