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漕运深远影响淮扬文化发展
2017年08月11日 08:1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8月11日第1268期 作者:本报记者 吴楠 王广禄

  淮扬城市(古邗沟沿线城市)的盛衰与运河漕运功能的兴废休戚相关。与漕运相关的商贸、税收、移民,则更深远地影响了淮扬城市在各朝各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可以说,如果没有漕运,淮扬城市很难兴起,淮扬文化自然也无从说起。所以在淮扬文化中,漕运文化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漕运的历史发展脉络是什么,又如何影响着淮扬城市的发展,对此,记者赴淮安和扬州两市进行了实地探访。

  漕运体系随时代变化而兴衰

  “漕”在《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漕,水转谷也”。漕运的本意是指水运,尤指水运谷物,后被世人引申为经由水道(河道和海道)向指定地点或都城大规模的以运粮、运兵为主的水运活动。随着漕运活动的开展,一系列与之相应的制度、设施、物资、仓库等逐渐出现,并日益完善起来,从而形成了庞大而复杂的漕运体系。

  秦朝的建立使漕运正式走入了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汉朝更是将漕运这一体系延续了下来。不过直到汉代,漕运仍无定制、定时和定额。到了三国、南北朝时期,地方性漕运事业普遍兴起。

  淮阴师范学院教授张强告诉记者,隋代以前,淮扬运河城市群已初具雏形。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扬地处南北政权的争锋地带,涌现出一批军事重镇,如淮阴、山阳和广陵。

  隋、唐、宋时期是漕运发展阶段,也是淮扬运河城市群初步形成时期。隋代在前人兴修运河的基础上重修了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汴河)、邗沟(江淮运河)和江南运河,形成了以东都洛阳为中心的向西北、东北和东南辐射的全国性运河网络体系。这一时期,与漕运相关的法规制度也逐渐完善。唐代在中央设江淮、河南转运都使,管理东南各道漕运,宋代则在常州设江浙、荆湖、广西、福建路都转运使司,并制定了严格的漕运法令。宋代经济重心南移,东南漕运勃兴,漕运线路较隋唐缩短近半,其年漕运量创史上之最,常年稳定在600万石,最高达800万石。

  “淮扬城市从唐安史之乱起,便在千年的时光中处于漕运的中枢地位。”扬州市文物局原局长顾风说,一方面,安史之乱后,漕粮供应主要依赖南方地区,其中淮南道的地位尤其重要;另一方面,扬州是面江、枕淮、临海、跨河的港口,作为漕运的指挥中心,唐朝在扬州设置了“诸道盐铁转运使”、“扬子巡院”等经济部门,还建有转运漕粮的“海陵仓”和十大造船工场。

  元明清为漕运鼎盛阶段。元代由南北两大组织承办漕运,南方的是海道都漕运万户府,设于平江(今苏州),北方的“接运”系统在直沽(今天津)。明清时期,漕运已发展成为维系封建王朝命脉的漕政,涵盖管理、税收、军事、治河等多项关系国计民生的制度。清代年财政收入约七千万两白银,通过漕运可实现五千万两。明代对运河重要运段实施科技含量高的治运工程,清代则开凿中运河,建成黄、淮、运交汇枢纽,彻底结束借黄河水道行运的时代,改善了漕运条件,并形成了以江南为重心的漕粮北运格局。

  清光绪年间,由于黄河改道,运河浅梗,河运日益困难,随着铁路运输、近现代商业经济、金融业的出现和发展,漕运的优势逐渐褪去。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代朝廷宣布停止漕运,光绪二十八年(1902),撤销漕运总督。这些举动宣布伴随中华两千余年的漕运正式画上句号,淡出了历史的舞台。

  漕运带动运河城市繁荣发展

  “明清时期是淮扬运河城市群的最后形成和繁荣时期。”张强告诉记者,这一时期由于漕运、盐运兴盛,除了淮安、扬州两个运河核心城市的繁荣发展,还极大地带动了淮扬运河沿线及周边地区城镇的发展。当时政府规定漕船北上时可以搭载一定数量的货物沿途贩卖,免抽其税,回空时又可揽载商货,所以京杭运河不仅粮食运输繁忙,商贾往来亦极为频繁。

  如今,在淮扬城市中,淮安同漕运相关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超过了运河沿线的其他地区或城市,其中,有“南船北马”之称的清江浦和有“九省通衢”之称的石码头已成为淮安的历史文化名片。

  清江浦景区坐落在大闸口历史风貌区附近,占地总面积12.44万平方米。景区内有清江浦记忆馆、淮安戏曲博物馆、淮安名人馆、清江浦楼、陈潘二公祠等建筑,用不同的形式向人们述说着清江浦昔日的繁华。记者走在越河的南岸,微风拂过,随处可见前来玩耍的老人和孩子。在河对岸,有一段颇为古老的码头,便是古时的御码头。御码头建于清雍正六年(1728),因码头台阶为石料砌筑,故又名石码头。据张强介绍,因借黄行运,清江浦北端的淮阴三闸成为瓶颈,特别是枯水季节来临时,水位下降,直接影响航行。为保漕运,明清统治者规定,凡从水路北上的商旅至石码头登陆,换乘车马后继续北行。与此同时,凡南下者则至王家营渡黄河(古淮河),于石码头登船继续南下。所以石码头就成了南船北马交汇之地,有了“九省通衢”之美名。其旁的街道在清代亦是热闹非凡,骡马车行、商贾如云、酒肆密集、各种行市繁多。

  除此之外,淮安还有很多与漕运相关的遗址,如总督漕运公署遗址、河道总督府遗址、丰济仓遗址、淮安钞关遗址、清江督造船厂遗址等。其中,总督漕运公署是当时全国漕运的最高管理机构。明清两朝,淮安作为中央政府的河道治理中心、漕运指挥中心、漕粮转输中心和税收中心,驻节有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得“天下九督,淮居其二”之名。而今,在总督漕运公署附近,已建有占地3000平方米的中国漕运博物馆,用地上两层地下一层的空间,以多种形式为人们详细展示了中国漕运的故事。

  在淮扬城市中,扬州作为与淮安齐名的运河中心城市,其在漕运中的地位不容忽视。自吴王夫差于公元前486年开邗沟、筑邗城,到隋炀帝“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扬州成为江淮重要的节点城市。而借运河之利,扬州也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盐业经销中心。

  扬州滨江临海,早在西汉吴王刘濞时,就开始“煮海水为盐”,淮南盐即以颜色纯净洁白、颗粒均匀、味道鲜美著称。自西汉武帝设盐官、立盐法,不准私自煮盐以后,两淮盐的产、运、销便统由历代王朝承办。清代,政府采取强制性的纲盐运销制度,淮南盐必须经里运河通过各关的查验,才能出江口运销各地。由此形成了一个以扬州为轴心,产、运、销一条龙式的淮南纲盐运输网。

  由于盐运和漕运的繁盛,清代,各地商人纷纷在扬州建起了会馆,一些盐商广结文人墨客,修建府学、县学,恢复名胜古迹,兴建园林,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淮扬文化的发展。而此时出现的扬州学派和扬州画派则是其中的代表,扬州的雕版印刷、评话、清曲、扬剧、木偶剧等,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20世纪末,扬州定为南水北调东线取水口,大运河为输水干线。扬州市政府实施古运河城区段综合整治工程,先后投入10多亿元,疏浚淤泥128万立方米,翻建、改造沿河5座配套闸站,新建东关滨河广场、便益门广场等景观。

  用世界眼光保护漕运遗产

  漕运文化遗产与大运河遗产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漕运文化遗产是大运河遗产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扬州大学中国大运河研究院副院长刘怀玉表示,首先,从历史上看,漕运是大运河的主要功能,对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其次,从现状上看,淮扬运河作为活态遗产,是整个京杭运河中航道标准最高、运输最为繁忙的航段,成为我国“一纵两横两网”的内河主要通道之一。截至2017年6月,扬州境内的施桥船闸半年总通过量1.58亿吨为运河船闸之首,同比增长19.9%。再次,从大运河遗产体系上看,漕运文化遗产是淮扬运河遗产的核心内容、主体部分。

  针对如何更好地保护和利用漕运文化遗产,张强认为,一应开展专题研究,如运河不同航道存有哪些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遗产目前的保护现状如何;二应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或完善运河各段保护条例;三应对运河各段作必要的修缮,并进一步实施运河水环境整治工程;四应在保护的基础上,对运河代表性工程遗产进行恢复和展示,并利用运河文化遗产,打造运河文化产业,开展文化创意旅游等;五应加强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如唱响独具魅力的淮安民间艺术之歌,整理和研究淮扬菜及其文化等。

  刘怀玉则认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运河文化遗产,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坚持以保护为主。淮扬文化中的漕运文化遗产是稀有文化资源,必须切实保护好漕运文化遗产。例如由于资金、技术和设施等原因,总督漕运公署遗址大部分处于暴露状态,有的已经局部风化破损。要加大人力、财力、物力和技术投入,做好遗址保护工作。

  二是加强遗产识别、解读、导览工程建设。漕运作为中国大运河重要事件和现象,对于许多现代人来说,往往“不识庐山真面目”,需要加强遗产识别、解读、导览工程建设,让漕运回归百姓生活。

  三是让漕运文化遗产“活”起来。未来,要利用正在建设的高铁“30分钟通勤圈”,建立“淮扬姊妹城”。应积极串联淮安、宝应、高邮、邵伯、扬州等地漕运文化遗产,组织“漕运”主题游。要充分利用淮安扬州盐商古建筑群,结合淮安“新盐都”建设组织工业旅游,让游客深度体验盐业文明和盐商生活。

  张强建议,要用世界的眼光来重新评估漕运各类文化遗存的价值,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历史等方面审视漕运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和理论研究工作,认真收集、整理漕运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将相关运河遗存介绍给世界。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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