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建新:客家学的知识体系与理论进路
2017年07月28日 07: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28日第1258期 作者:周建新

  若从1815年徐旭曾的《丰湖杂记》算起,有关客家文化的研究已有逾200年的历史,涌现出丰硕的成果,也有值得进一步深入、拓展和突破的空间。

  四个发展时期

  回顾客家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时期。

  一、兴起期(19世纪初至20世纪初):因当时华南地区的土客矛盾引发学者对客家问题的关注,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初步研究。代表性研究成果为徐旭曾的《丰湖杂记》。

  二、兴盛期(20世纪初至20世纪50年代):20世纪初,顾颉刚、罗常培等关注过客家文化,陈寅恪还指导罗香林从族谱资料中研究客家的渊源与迁徙发展,民俗学家钟敬文则开始了对客家山歌的收集和整理。这一时期,以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为代表作。这两本著作奠定了客家研究的理论基础,开启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客家学新局面。

  三、沉寂期(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客家研究在大陆受到冷落,几乎形成空白,陷入停滞状态。但在中国香港、台湾及海外地区,客家研究依旧持续发展。

  四、复兴和高涨期(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改革开放以来,客家研究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发展势头更加迅猛。客家学已从罗香林时代的新兴专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蓬勃的显学,形成一种由客家学潮、客家情潮、客家商潮交织而成的客家热潮。客家学院、客家研究会、客家联谊会等各种机构、社团相继建立,关于客家文化的内容在期刊报纸大幅刊载,以客家为主题的文章论著、学术研讨会也推陈出新,其中不乏颇具创造性的研究。

  四种理论范式

  客家学的具体理论研究范式,可以分为以下四种。

  一、美化—丑化交织论。近代来华的传教士很早就关注客家,他们对客家人称赞有加,动辄冠以“最卫生”、“最优秀”等词汇。他们以赞美颂扬为主基调的“美化论”所描述的客家文化景观,可以说是早期最富代表性的客家族群意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一些非客籍社会人士由于偏见、误会等,对客家进行了带有歧视性的描述,引起了客家人的强烈不满,客家人掀起了反污名化、去边缘化的抗争。由此形成了“美化—丑化”相交织、对立的早期客家研究范式。

  二、民系—文化论。1933年,罗香林明确指出客家人是汉族的一个民系。他所提出的客家人历史上经过五次南迁、根在中原、衣冠士族、形成发展于粤闽赣三省边区等观点,不仅为客家人自我所认同,而且亦为其他族群所接受,成为权威论断。此外,在客家文化方面,学界开始围绕客家祠堂与宗族、建筑、民俗、教育、方言、妇女及民间艺术等方面对其特质进行研究,建构出“勤劳节俭、刻苦耐劳、开拓进取、爱国爱乡、崇正尚义、崇文重教”等客家族群形象。此后的半个多世纪,客家研究都没有超过《客家研究导论》一书所达到的学术水平,罗香林创立的“民系—文化论”成为客家研究的主导范式。

  三、赣闽粤边地域社会论。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客家研究进入了“后罗香林时代”。这一时期,客家研究逐渐复兴,并朝着多学科参与的多元化方向发展,赣闽粤边区地域社会论兴起。该研究范式立足于赣闽粤边区的地域社会发展史,从赣闽粤边区的民族源流和地域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过程,来梳理客家的形成与发展史,揭示成为客家的历史文化缘由,厘清区别于周边的其他语言与文化群体。与罗香林所开创的“民系—文化论”相比,赣闽粤边区地域社会论这一研究路径更强调客家的原生性、本土性和草根性,为新时期客家研究作出了有益的理论反思。

  四、族群—认同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在客家界定上,建议以“族群”代替“民系”。因为“族群”的概念特别强调人群动态性与主体性,主张从文化特质上对人群进行划分。澳籍华裔学者梁肇庭是这一概念的先行者和推动者。他运用人类学的族群理论和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成功地解释了明初以来直至近代客家人聚居的中心地带——赣闽粤边区所属的宏观经济区的经济周期与华南地区人口迁徙流转的关系。并指出在19世纪的广东,客家人在与其他族群的冲突中实现了由“文化群体”到“族群”的转化。陈春声等广东学者曾把客家作为解析地域社会的研究对象,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其次是在文化认同上,开始以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客家文化。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谢剑对中国客家社会进行了“族群性”研究;法国远东学院教授劳格文主持的“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课题以及《客家传统社会丛书》对客家家族、宗族、信仰、仪式及地方经济进行了重点探讨等。

  研究新动向

  近年来,客家的文化自觉日益突出,发展出新的研究取向。主要包括:族群理论和方言文化群的内涵及其在客家研究中的运用、国际视野与客家研究理论新范式的催生。笔者提出“客家文化既是一种地域文化,又是一种族群文化”的理论观点,将客家研究纳入族群人类学的学科范畴,赋予客家研究在历史学、人类学等知识体系建构上的意义。

  长期以来,学界致力于客家称谓的探寻,尽管至今仍有歧见,但已普遍接受客家是从他称到自称的产物。但这仍未从根本上圆满解释客家文化的特点和属性。既然客家有一个相对的聚居地理空间,然而其形成于这一地理区域之上的文化却又不是以地域文化命名。按照这种逻辑,客家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但又不仅是一种地域文化。同时,客家人以对文化的坚守和族群凝聚力闻名于世。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两个关键词“地方性”和“族群性”,作为客家的分析工具。地方性是客家文化的事实呈现,族群性是客家文化的真实表达。两者分别揭示了实态的客家文化历史和动态的客家文化政治,较为全面和准确地揭示了客家文化的总体特征,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具有范式意义的分析概念。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客家文化研究”(12&ZD132)首席专家、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执行院长)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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