瑰丽多彩的永定客家土楼
2017年07月28日 07: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28日第1258期 作者:本报记者 李永杰

  2008年7月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城举行的第3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福建土楼”建筑群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建筑美学特色征服了一众评委,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永定是客家人重要的聚居地和集散地之一,也是福建土楼的核心分布区。永定客家土楼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末、清代,民国时期蔚成大观,并一直延续至今。

  古建筑的“活化石”

  据永定土楼研究专家胡大新介绍,永定现存的土楼主要有殿堂式围楼、五凤楼、府第式方楼、长方形楼、正方形楼等30余种。据当地统计部门透露,永定境内现有各式土楼2万余座,遍布每个乡村,其中占地500平方米以上、三层以上的土楼占80%以上,圆形土楼360座,大多数土楼依然有人居住。

  大大小小的土楼如珍珠般散落在绿水青山之间,它们遵循“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理念,选址或依山就势或沿循溪流,建筑风格古朴粗狂,形式优美奇特,与青山绿水完美融为一体,形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优美图画。客家土楼也成为了中华民族古代建筑文化的“活化石”。

  龙岩学院闽台客家研究院执行院长张佑周长期关注永定客家土楼,几乎走遍了永定境内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土楼。他认为,聚族而居是福建土楼的重要特征,也是土楼的重要功能。这种居住方式也是中原儒家传统观念的体现。每座土楼中,十几户甚至几十户人家共同生活,几十个、上百个房间环形排列,厅堂、卧房、水井、粮仓、厕所、畜舍、厨房等一应俱全,可谓“一楼一世界,一户一乾坤”。

  建造高大土楼有坚强的经济后盾

  永定区下洋镇的初溪村土楼建筑群是福建土楼的典型代表,现在依然较为完好地保留着五座圆楼和数十座方楼。其中著名的圆楼——集庆楼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张佑周告诉记者,集庆楼是初溪土楼中年代最久远且结构最独特的一座。“一般圆楼,小的设置两处公共楼梯,大的设置4处楼梯,底层相通且层层环廊通达,相互往来,十分方便。唯独此楼,按底层每户从1楼到4楼各自安装楼梯,各层通道用木板隔开,72道楼梯把全楼分割成72个独立的单元。”此外,最令人惊叹的是所有的房间、楼梯、隔墙全用杉木材料构建,全靠隼头衔接,不用一枚铁钉。

  陪同走访的永定区侨育中学副校长胡职成告诉记者,“集庆楼1楼至4楼各有用途。1楼为厨房和餐厅,2楼为谷仓粮仓,3楼4楼为卧房。其实所有的土楼楼层的利用基本都是如此。”从生活起居的角度看,这样的布局的确比较科学合理。

  永定现存的土楼中,建于明清时期的占据了大半。张佑周表示,明清两代,客家人建造越来越高大的土楼有着坚强的经济后盾。当时,闽西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耕文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森林资源也得到较大程度的开发,造纸业、矿冶业都发展到一定规模;烟草种植业、加工业和商业销售给永定客家人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同时,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闽西客家人开始向永定、南靖、平和交界处的多山之地拓展。至此,永定客家土楼的建造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

  传承客家传统文化

  永定客家人在建造大型土楼的同时十分重视建造学堂。

  张佑周告诉记者,除了乡村学堂外,有条件的人家还独立建学堂或书院。如永定高陂遗经楼,大门前两侧各有一座两层独立小院,分别为供楼中子弟读书和习武的文馆和武馆;永定抚市永隆昌楼群和永定的洪坑振成楼都单独建有文馆。

  更多的土楼则是在楼内设有书斋,供楼中子弟进学读书,如永定洪坑几乎楼楼有书斋,峰裕楼有上丰斋、东升楼有仕德斋、庆福楼有环涛斋、光裕楼有松涛斋、奎聚楼有敦复斋、福裕楼有雅言斋……在张佑周看来,众多的书院和书斋延请名师执教,使客家子弟足不出村甚至足不出户,就能得到很好的教育,对于客家人有着深远的意义。

  永定土楼都有寓意深刻的楼名,嵌入楼名的楹联也大多联语隽永,或激励族志,或勉励耕读,极富教育意义。如振成楼楹联:“振纲立纪,成德达材”、“振刷精神功参妙谛,成就福德果证菩提”;高头承启楼楹联:“承前祖德勤和俭,启后孙谋读与耕”……谈起这些来,张佑周如数家珍,“所有这些意味深长、书法精湛的土楼楹联,构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使一代又一代土楼人在耳濡目染中勤奋读书,学会做事,学会做人。也使土楼不仅成为客家人和谐温馨的家园,而且成为传承客家传统文化的坚强堡垒。”

  记者来到集庆楼时恰逢端午节,临近中午,楼内人突然多了起来,还有孩子的追逐嬉戏声,两位老阿婆正在水井旁杀鸡宰鱼置办节日家宴。胡职成告诉记者,土楼现在主要是老年人居住。“老一辈人走的越来越多,土楼里人越来越少,房子一旦空了,保护起来就难了。”望着集庆楼外密密麻麻的脚手架,胡职成不无担忧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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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民居的文化意蕴

  闽粤赣交界区是客家人最主要聚居地,其代表性民居建筑分别为赣南围屋、闽西土楼和以粤东梅州为中心的围龙屋。有学者认为,这三种民居自有其内在的演变脉络,即“由围屋发展到土楼,再到围龙屋,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一脉相承的关系”。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就是罗香林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客家南迁说。罗香林的南迁路线说在20世纪80年代被大多数学者丰富发展为客家形成于赣南,发展于闽西,壮大于梅州。因而便不难理解对于客家民居由重视单一的防御功能的价值取向,逐渐向防御与居住功能并重,乃至居住重于防御的这种递进的变化。

  客家的形成发展并非一个迁移的“史实”,而是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建构的一个“文化共同体”。因此,在闽粤赣三地出现的三种民居形式并非存在一个演变的关联。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副院长宋德剑表示,作为一个超越地域的客家族群,其区域内围屋、土楼等注重防御功能的民居建筑的出现,是闽西和赣南南部的“边缘地域”的地理空间特点和客家与潮汕、广府族群接触的结果。围龙屋则是客家作为汉民族的一个南方族群在不断儒化的过程中,在民居建筑上的具体体现。在宋德剑看来,客家地区建筑的标准形式是堂屋式结构建筑,围屋、土楼、围龙屋是特殊历史时期和独特的地域空间,在堂屋式建筑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特殊建筑形式。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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