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孝祥:潮汕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
2017年04月21日 07: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4月21日第1191期 作者:本报记者 李永杰

  岭南建筑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创作哲理,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个性特征。有学者对照岭南文化的基本构成,将岭南建筑主要分为广府、客家、潮汕三大类型。作为潮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潮汕建筑的审美特色和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带着这个问题,记者采访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唐孝祥。

  

  多角度诠释岭南建筑特质

  据唐孝祥介绍,对于岭南建筑文化的界定,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看法,即“地域论”、“风格论”和“过程论”。“地域论”认为岭南建筑即建在岭南地区的建筑;“风格论”认为岭南建筑是具有独特的岭南文化艺术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主要表现在适合岭南气候特点的平立面设计、建筑部件结构与造型,以及富于岭南地域文化内涵的建筑装饰;“过程论”者认为岭南建筑是岭南建筑创作实践活动的简称,即在岭南地区开展和进行的求新、求变、不断探索的建筑创作实践活动。

  唐孝祥认为,这三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地域论’强调建筑的地域性,但忘了岭南建筑是一个具有独特追求和风格的建筑创作流派;‘风格论’强调建筑的文化性,但忽略了建筑的技术个性;‘过程论’强调建筑是一种纯粹的创作实践活动,但无视对建筑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的理论探索和经验总结,表现出一种‘建筑创作无需理论指导’的非理性倾向。”

  专注岭南建筑文化研究二十年,唐孝祥和研究团队提出了“文化地域性格”的概念。他认为,建筑美的最高标准在于建筑实现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三者的统一。“文化地域性格”论的意义在于它实现了对岭南建筑的地域性、文化性、时代性这三者的综合考量。在他看来,“文化地域性格”论诠释了岭南建筑三大层面的内涵,即岭南建筑的地域技术特征、文化时代精神、人文艺术品格,揭示了岭南建筑的自然适应性、社会适应性、人文适应性以及三者的整体统一。独特的自然、社会和人文环境,铸塑了岭南建筑的文化地域性格。

  潮汕建筑的形式、装饰、装修有很多独特之处,显示了强烈自然适应性的特征。“独特的地理条件、气候特点,以及丰富的建筑材料造就了潮汕建筑技术。”唐孝祥表示,潮汕地区气候潮湿,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频繁,出于防潮、防雨、防白蚁等目的,在民居、祠堂等各类建筑中,石材被广泛应用在台基、柱子、梁架等建筑结构部位。

  “在传统潮汕建筑中,建筑装饰不仅可以美化居室、装饰建筑,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潮汕建筑的技术特征。”唐孝祥介绍,潮汕自古盛产陶瓷,嵌瓷俗称“聚饶”、“贴饶”、“扣饶”,是潮汕传统建筑独特的装饰工艺。这种工艺以造型绘画为基础,将形状各异的彩色碎瓷片利用黏结材料黏结在灰泥上,镶嵌成各种平面、立面及浮雕。嵌瓷不仅不怕风吹雨打,相反地,经过雨水冲淋之后,在阳光下更加熠熠生辉,能很好地适应当地多风雨侵蚀的气候特点。

  这些因地制宜的材料运用和灵活应对的技术手法反映出传统建筑极强的自然适应性,而且这些技术运用通常集多重目的于一体,广泛而典型地体现了潮汕传统建筑技术的务实性。

  精细化的审美品格

  潮州建筑的艺术文化品格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从屋脊上的彩画,到门脸上的灰塑、梁上的金漆木雕,无不显示着潮州建筑丰富多彩的装饰文化。

  木雕是体现潮汕建筑精细审美品格的代表之一。温暖潮湿的气候造就了潮汕地区丰富的林木资源,常绿季风阔叶林分布极广,林中层次较多,上层乔木、杉树、樟树等树种均为优良建筑材料。唐孝祥告诉记者,杉树材质强度大,具有不易腐烂、变形的优点,因而适用于建筑构件,如梁枋等;樟树有强烈的樟脑香气,是天然的防虫蛀材料,加之木质软、纹理细,因而适宜精细雕刻以装饰建筑物。“樟木不如紫檀、酸枝等木木纹优美、色泽鲜明,因此潮汕匠人充分发挥工艺技巧,将木构件雕饰后涂金漆、贴金箔,使其既具有不易变形、防虫蛀的优点,又极大地丰富了建筑空间。”他说。

  唐孝祥将潮汕建筑的审美文化特征概括为“精细”二字,他认为这种特征与潮汕人的生活实践、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联系。“韩江平原地少人多,潮汕人民要想活下去,要么精耕细作提高劳动生产率,要么出海下南洋,要么外出做生意。”此外,由于生存环境恶劣,潮汕地区民间信仰繁盛,精雕细刻的神台案烛、明艳华美的嵌瓷、细腻繁复的木雕都是潮汕人民虔诚信仰的表现。

  “潮汕建筑的产生和发展,与潮汕地区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反映了潮汕人民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审美取向以及社会意识。”唐孝祥表示,潮汕传统民居建筑既受到外部建筑文化的影响,又具有自身地域的自然、人文和工艺特征等因素,逐渐形成了与中华建筑文化一脉相承,又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居建筑风格。

  

  背景资料

  历史上的潮州窑

  1922年,军人在潮州城西南郊羊皮岗挖掘战壕时,发现了四尊瓷质释迦牟尼造像,这四尊造像底座刻划有款识,将供养人姓氏、造像的心愿、生产造像的窑址、时间及工匠一一写明。此后70余年里,考古工作人员又先后在附近发现了两尊造像残件。这些器物的发现,成为研究宋代潮州窑历史发展的重要依据,也逐渐揭开了潮州窑的神秘面纱。

  在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外销瓷占有重要地位,潮州窑即是重要外销瓷之一。学术意义上的潮州窑,是指在潮州地区(包括目前广东省汕头、潮州、揭阳、梅州部分地区等粤东区域)广泛分布,主要为外销生产,并在瓷器的制作工艺、烧造系统、产品特征和外销路线等诸多方面表现出共性和延续性的窑址及其产品。潮州窑从唐代开始,历代窑火不息,只是窑址的具体地点会随着地理优势与自然资源等因素的变化不断变迁。

  潮州市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馆长李炳炎长期致力于“潮州窑”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他看来,潮州的陶瓷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中唐以前,以普宁虎头埔陶窑为重点;第二期为唐中期至宋,以梅县水车窑、潮州城郊南北关窑和笔架山窑为代表;第三期为元、明至清中期,以饶平九村窑、大埔高陂窑、惠来东溪窑、揭西宫墩窑为重点;第四期为潮安枫溪窑、饶平九村窑、大埔高陂窑。其中,以笔架山窑和枫溪窑为最重要的节点。

  唐代是潮州窑的创烧期。潮州窑在唐代最为有名的窑口是位于梅县的水车窑与潮州的北关窑。学者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外销瓷生产地的自发形成阶段。在宋代,潮州窑的重心是笔架山窑。长约2公里的笔架山麓分布着近百条龙窑,时人因其生产规模巨大而称其为“百窑村”。这也是唐宋时期广东陶瓷贸易最为繁荣的时代。

  在明代,潮州地区的主要瓷场转移至枫溪一带。李炳炎认为,枫溪一带有登塘的瓷土,有三利溪的通海水道,加上部分外来移民是瓷器工匠,这些都给枫溪窑的兴起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近代以来,枫溪窑的瓷商不断改进技术,潮州窑瓷器远销东南亚。

  (武勇/整理

  

  

责任编辑:常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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