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起源是多年来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甚至是考古学界研讨的核心问题之一。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做了大量研究。有学者表示，时至今日，有关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未能形成统一的标准。

　　应该如何看待文明起源的不同标准？文明起源与国家起源有何关系？未来应该如何推进文明起源的研究？围绕文明起源的相关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易建平。

　　文明起源标准遭遇实证材料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如何判断数千年前某一个地区是否进入文明时期，学术界有不同的衡量标准。曾经有学者提出以文字的出现为标准，也有人认为通过青铜器或者从城市的出现来判断，请您分析一下学术界关于文明起源的这些不同标准。

　　易建平：究竟应该用怎样的标准来判断数千年前的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发展阶段，学术界一直在进行讨论。早期的摩尔根和恩格斯等人认为文明“始于标音字母的发明和文字的使用”。后来的克拉克洪与丹尼尔等人基本上继承了这一看法，认为无文字则无文明。自柴尔德1950年提出“城市革命”之后，学者们对城市在早期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视，之后，克拉克洪与丹尼尔等人进一步提出，人口达到一定规模的城市的出现是一个重要标准。主要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学家们，还根据中国等地的情况，提出了青铜冶炼技术这一判断标准。这样一些硬性的可以检验的标准，对于进行相关研究的学者尤其是考古学家来说，有着很强的可操作性，受到他们广泛关注。

　　然而，问题在于，这样几条标准都遇到了实证材料难以应对的挑战。

　　比如，文字标准。印加是一个巨大的帝国，人口一度达到数百万甚至更多，这个国家却没有使用文字。比如，城市标准。斯巴达是研究希腊古典时期的一个重要国家。但是，在其整个文明的形成过程当中以及在其国家形成之后的很长一段发展时期内，它不仅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筑有城墙的城，而且根本就没有城市——只是由许多村落所组成的一个社会。“盘庚迁殷”之后的商人社会，中外学者几乎都无争议地认为其进入了文明社会，但他们也没有在自己的主要居住地构筑城墙。

　　再比如，青铜冶炼技术标准。作为六大原生文明之一的中美洲玛雅人社会，国家组织程度很高，却未能发明青铜冶炼技术。用青铜冶炼这样一类技术作为判断文明社会的标准，其不可取之处是可以想象的。第一，技术的发明与使用并不直接与一个社会的组织发展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这可以找到许多例证，如铁器的使用。进入铁器时代的社会，人们通常认为已经进入了国家社会。但是，不仅仅使用了铁器，而且使用了现代热兵器的一些共同体，如凉山彝族，却没有进入国家社会。第二，以使用某种技术作为判断文明的标准，很容易在研究中忽视这种技术出现之前，可能已经进入文明发展阶段的社会。

　　关于大型建筑也是如此。中国的考古学家往往将大型建筑当作一个社会进入国家社会的主要标志物。在考古发现中，一旦发现大型建筑，就认为其证明了国家社会的出现，恐怕并不适宜。一般来说，在酋邦社会里，酋长有力量规划、组织与部署劳动力，开垦梯田，修筑灌溉系统，建造纪念碑。塞维斯告诉我们，像这一类世俗劳动，通常认为是国家社会的政府使用强制力量来强迫人们进行的，然而实际上，在酋邦社会里，这类劳动却是像建造庙宇和金字塔一样，是人们自愿进行的。

　　文明起源与国家起源或可等同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广为学术界认可的是，将文明起源等同于国家起源，您认为国家起源与文明起源是怎样的关系？

　　易建平：我十分赞同将二者基本上等同起来。相对来说，较之国家，文明这个词使用的过于广泛，歧义较多，在学者间引起的分歧与争议也就较大。国家这一概念相对简单清楚多了。在国际学术界，现在研究者讨论的越来越多的是“国家起源”，而不是“文明起源”。当然，大家都明白，研究国家起源，也就是研究文明起源。

　　现在有些考古学家将“文明”与“国家”区别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将“文明”更多地解读为“文化”，或者将“文明”区分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我曾经从词源学角度考察了这两个词在古希腊文、古拉丁文、中世纪拉丁文、法文和英文等文字中的演变，从词源学角度看，上述分法并无根据。况且，那样做也不能减轻研究者所面临的困难。

　　当然，将“文明”与“国家”基本上解读为一个概念，并不妨碍我们使用“文化”材料来解读“文明”。甚至可以说，这样做恰恰让我们拥有更大的自由度，使用各式不同的“文化”材料来解读各个地区不同社会“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只要打破今天许多考古学家将青铜器、文字、大型建筑、城市等“文化”材料对应于“文明”的框框，我们就更有可能开放思维，在青铜器与文字时代之前寻找“文明”；在铁器时代寻找“文明”；在没有大型建筑与/或城市的地方，寻找“国家”。我们可以不拘一格，使用不同的“文化”材料，集中地探讨人类早期社会结构的演变，而不必先给自己套上框框，只有什么样的“文化”，才会产生“文明”，才会产生“国家”。学术界一百多年来的努力，不已经逐步证明了这一点吗？

　　所谓“有土有人，斯成一邑（国、邦）”，而既然成“邑（国、邦）”，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总的趋势应当会越来越复杂。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关键点，包括人类从平等社会进入复杂社会尤其文明社会或者说国家社会的关键点。

　　在国际对话中推动文明起源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未来应如何深化关于文明起源、国家起源的研究？

　　易建平：现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恐怕是人类学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文明起源研究，它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这方面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中国考古学家们的成绩。

　　谈到深化研究，如果将其放在国际学术环境中来讨论，也许更容易发现哪些地方的工作可以进一步拓展。在中国，考古发掘以及其他实证研究远远走在了理论探讨的前面；在西方，则是理论突破极大地推动了实证讨论。一个更大的区别是，总体上，西方世界的研究是在国际学术界范围内展开的，我们在起源问题上的工作，却是相对孤立进行的。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滞后，也许就是它的一个后果。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问题的探讨，要想取得较大进展，首先需要在理论方面有所突破，这就需要国际学术的大背景，需要我们不仅了解自摩尔根以来国外新的理论，同样需要我们了解别的地区相关相似问题的实证研究。

　　比如说，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就是一个绝不可能仅仅使用中国材料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探讨的焦点集中在中国文明或国家起源的时间与地点及过程上。这就首先需要弄清楚文明或者国家的概念。但是，概念的问题、定义的问题，面对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事实，而是某一类所有的事实，因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与在自然科学领域一样，要对某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定义，使用的方法首先就是归纳法，而归纳首先需要搜集整理尽可能多的事实材料，定义的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前后左右进行对比。

　　当然，中国学者不仅需要了解外部世界，中国学术也需要大胆“走出去”。同时，也要欢迎外国学者“走进来”。学术无国界。尤其是那些普遍性概念与理论的建树，一定要打破国界，中外学者共同去创建。我们知道，无论是古典的文明起源理论，包括摩尔根、恩格斯的理论，还是当代新的国家产生学说，在材料基础上，都有一个重大缺陷：六大原生文明中的中国与印度两大板块材料严重不足。也就是说，不仅中国学者对国际学术不那么熟悉，国际学术界也迫切需要了解我们。当今几位活跃的国际学者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正在积极努力地进行弥补。

　　从中国学术界来看，我们这几十年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实证研究方面尤其是在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对自己工作的总结还不足，特别是通过比较研究，将我们的成果概括为普遍性理论的努力，远远不够。我们的实证研究，已经能够支撑我们“走出去”，参与到普遍性理论的建树活动当中。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应该不仅是一件关系到中国人的事，而是一件与整个人类社会演化相关的事。